我没吭声。昨天，何老师在一周总结会上讲，有些同学脱离集体，单独行动，有时还擅自干预医院的工作——很明显，这是有所指的。
“谢霓，再有两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踏踏实实坐下来，按照老师和大夫们的意图，好好写你的实习论文吧！你对景焕实在感兴趣，争取毕业后分到这儿的咨询室，那时候再研究吧！”
“可景焕不是个可以随时等待维修的机器人！她是人！”她的姿势没变，只是语调稍稍提高了一点，“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我决不放过！而且，我还要向医院建议，对景焕实行院外治疗——”
她写的《关于精神病患者的院外治疗》，洋洋万余言，讲得倒是头头是道：
“……精神病患者不仅包括个体的失调，而且包括个体与社会的失调。当今，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在治疗中改变了本病的某些临床病象，但还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病的治疗问题……从精神病学的临床科研工作要求来看，帮助患者重新进入社会，在院外对患者长期监护和随访研究中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并在院外治疗中贯穿随访，咨询，社会工作，健康检查，心理测验等一整套措施，对于加强对精神病的复发机理和发病机理的研究，丰富我国防治精神病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病理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预防医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下面是院外治疗的五个具体方法……”
当晚，我把那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纸房子还给了景焕。
不出我所料，谢霓原拟的论文题目在老师那里没有通过，最后三周她被迫改了题目，自然无法写好。我原想她情绪会受影响，特意去看她。谁知她反劝我，要我别把分数看得太要紧，并说她准备考病理心理学研究生。就这样，大家在对毕业后去向的期待中度过了这个炎热的夏天。直到秋初，景焕的问题才交涉成功。她暂时住在谢霓的房间里，而谢霓，跑去和姐姐谢虹挤到了一起。
分配方案终于下来了，出乎意料地，我留校当了教师。谢霓没有考上研究生，她要求分回原单位——一家区级医院的神经科，成为名副其实的“谢大夫”。
一天晚上，我奉旨前去拜访。
一进客厅我便吃了一惊——谢霓全家（包括那个江苏小保姆）都在这里。谢伯伯、伯母看上去颇有兴致。谢家两姊妹都是盛装打扮。最令人吃惊的是景焕，她上身穿了件月白色洒花夹袄，下面是条象牙色的薄绸裤，都是半新不旧的。头上戴顶鱼白色绒线小帽。她拘谨地侧身坐着，和谢霓保持一段距离，一头柔黄蓬松的头发从小帽里滑落出来，遮住了她半个脸。她的肤色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青白。我不知她为什么要这样装饰自己。但是我突然想到了古希腊的瓷瓶。一种很柔很淡的色彩，带着那样一种浅浅的古典音乐式的韵味。我真没想到原来她竟这样美丽。
“她很美，是吧？”谢霓笑吟吟地站起来。她今天也特别出色，穿着新织好的那身浅玫瑰色的毛衣套裙，“今天，我们为了欢迎我们的朋友景焕，举行一个小小的晚会，特别邀请你也来参加——好，晚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钢琴独奏《弧光》，这是妈妈最近写的一首钢琴曲，请谢虹给大家演奏。”说完，她带头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谢霓的母亲文波在“文革”前是颇有些名气的作曲家，“文革”中本来也免不了受冲击的，只是因为谢霓父亲在政协的职位和中共最高领导的直接关照，她才得以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