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焕的弟弟景致倒是个一眼望得见底的人。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二十郎当岁，受阶级斗争教育长大的，所以战斗性也就格外强。边说话边抽烟，标准京腔儿。不像个高知的儿子，倒像是成天上老酒馆吃泡花生米的出身。谈起景焕，他直言不讳地说和姐姐的关系不好。“我打过她，也骂过她。”他俨然一家之主的样子，就像是被打骂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姐姐，而是自己的奴隶似的，“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她那人，太各色，招气。三天不打，她就痒痒。她呀，天生就是神经病的脑袋，早晚得得神经病！”
我对这番话简直反感透了。第一，他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把“精神病”说成“神经病”（这在我们学心理的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概念错误），这暴露了他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第二，作为弟弟，对姐姐毫无悯念之情，这也使我感到他的狭隘和冷漠。毫无疑问他不是个男子汉。但是他很直爽，也容易感情用事，这点我可以利用。
我了解到景焕过去的男朋友叫夏宗华，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副导演。他们从红领巾时代就认识了，可算是青梅竹马。据景致说，景焕很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和他见面回来，都是愁眉不展。在她被揭发贪污现款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景致曾发现她久久地发呆。后来，就拒绝进食了。在她被街道工厂除名之后，他们断绝了来往。
关于夏宗华的情况，我只了解到这么一点点，至于这个人本身，他们全家在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由景致说出三个字：“不了解。”
大约是弗洛伊德定律的作用吧，在送我走出胡同口的时候，景致塞给了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夏宗华的电话和地址。
一个新鲜的念头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她这个新鲜念头大约就是迫我去和景焕“谈恋爱”，而她自己则在找夏宗华“交朋友”吧。还美其名曰是按“弗洛伊德定律”办事，让这个鬼定律见鬼去吧！我对这件事可提不起兴趣。
屋里月光很浓。我睡不着，索性下床把窗帘拉开，出人意料地，并不是满月，而是一钩亮闪闪的新月。我奇怪今天的月光为什么这么明亮。小时候，自然课老师曾教给我们识别新月和残月的办法。他说，很多影剧布景往往爱犯这样的错误：剧本上明明写着“新月高悬”，而背景上出现的却是一钩残月，“残”的汉语拼音字头是“C”，而“C”就是残月的形象。反之，则是新月了。这个办法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儿时所学，终生难忘”。
其实儿时的一切都令人难忘。岂止是难忘，儿时的经历就是一把刻刀，一个人一生的雏形就是由那把刻刀雕琢出来的。这两天在J医院实习，发现那么多患强迫症、反应性精神病的人都在童年时代有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真想对着那些不幸的家庭，对着那些不称职的、还没学会做人就有了孩子的父母们，对着那些压抑人、窒息人、扭曲人的社会弊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这方面，我总是感到庆幸。我的家境并不宽裕，父母都是小人物。兄弟姐妹一大群。但我却有着一个和谐、温暖、幸福的家。记得小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妈妈为了让我们吃好，真是千方百计啊！她工作之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出去采野苋菜、摘榆钱、挖蘑菇，她蒸的棒子面裹白面的发糕“金裹银”，包的马齿苋馅的饺子，蒸的榆钱饭，煨的蘑菇汤，我们吃起来都是又香又甜，回想起来，比现在饭馆里的西餐大菜还有味。妈妈凭着一颗慈母心和一双巧手使我们全家渡过了难关。四个男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爸爸多年的肺病竟也慢慢地好起来。回想起这一切，我总是由衷地感激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