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回来吃午饭吗？”补玉问他。
老张已走到门外，槐树影子花碎地撒在他脸上。补玉突然看见了许多年前的老张。不，小张。退回去三十年，叫张亦武的这个男人应该是好看的。应该非常清秀，几乎楚楚动人：一张尖下巴的白净脸，笑起来窝进两颊的嘴角，小巧的鼻子。
“不了……”老张笑着说。
“午餐费可不退哟！”补玉俏皮地说。
“没关系。”
补玉看出老张为二十块午餐费心痛了一下。老张第一次来“补玉山居”时补玉就发现了他的不宽裕。那是五年前，“补玉山居”一个床位才十块钱。他问有更便宜的没有，回答是“没了”。他的脸刹那间空白了，能看出他预期的价钱和现实差异巨大，但他又像那种好面子，不愿还价的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假如赶回镇上，再去赶回北京的长途车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赶不上末班长途车就意味着得花更多的钱在县城住店。所以他痛下决心，就敲自己一笔睡个十块钱的昂贵觉吧。但他那十块钱的一觉睡得活受罪，大通铺上同时睡了半个团小组的男青年（女青年团员们睡隔壁的大通铺），大半夜都在扯着嗓子相互逗闷子，因为他们想让隔壁的女共青团员们听见。女共青团员们果然听得见，不时爆发出大笑。
老张第二次来是和“文婷”一块来的。补玉打招呼：“哟，把老嫂子带来一块玩玩？”老张看了“文婷”一眼，笑笑说：“这儿风景如画空气鲜美……”
那一次，老张去河南人开的小卖部买烟，回来问补玉，村里有没有卖便宜烟的地方。补玉问他花多少钱买了一盒“牡丹”，他告诉她十块。补玉说：“把烟给我。”她拿着老张刚买回来的烟转身就走。
小卖部开在进村的路边，一共四家，全是河南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最初漂流到北京当建筑民工，后来发现了这个不大的旅游点，就开始把河南的烟卷贩过来卖，从一个土坯房发展成六间大屋，用河滩上的石头垒墙，上面盖着橘红色瓦，经销上百种杂货。陆陆续续，这里的百货生意就被四个河南人包了。小卖部通风特差，一股肮脏的男寝室气味——脏袜子、方便面，一个月不洗的头发、张大嘴打呼噜的气味。店铺到了晚上就是卧房，成捆的纸巾说不定就成了“席梦思”。
“老乡，你这烟卖多少钱一盒？”补玉指着河南老板背后货柜上的“牡丹”。
“六块八。”河南人知道“补玉山庄”多有名。
“你是见一个人开一个价吧？”
“我一直卖这价呀！”
补玉从围裙兜里掏出老张的那包“牡丹”，往他面前一搁：“那你退我三块二。”
河南人看看烟盒，说：“没错啊，这烟是我卖出去的。六块八。”
“太阳还正当午呢，就说瞎话？”补玉话是揭露性的，态度却并不撕破情面。“咱都是做生意的，那些北京人都不傻，挨了坑以后不来了。你一人坑他们，等于咱们所有人帮你受过不是？”
“哎哟，你咋不信我呢？我一分钱没多收，六块八！”
“你卖了十块。卖给了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小老头儿。”
“有证据吗？”
“到了拿证据的份儿上，你说还有意思吗？”
“没证据你咋就信那小老头？城里人有啥好东西没有？我在城里干了两年活，碰上十个城里人九个半是鳖日的！”河南人脸都紫了，微微发福的肚皮一圆一扁、一圆一扁。
补玉知道他是那种对城市苦大仇深的人。他的敌、友界限很简单：城里人、农村人。因此他觉得补玉对于城里人的袒护是叛变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