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逢其会的报业盛世(2)

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报禁”不只规定不增发报纸执照,而且规定一份报纸顶多只能出版三大张十二个版。扣除掉广告,剩下六七个版,再扣除掉一定要和其他报纸大同小异的政治新闻、社论,只剩下三、四个版。报业真正的竞争,就在这区区几个版的空间上。

副刊占了整整一个版,还有,副刊没有非得刊登不可的规定内容,可以做出真正不一样的内容来。余纪忠找了高信疆主持《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天天有新想法新写法,一下子吸引了社会的眼光。受到威胁的《联合报》,由痖弦领军,赶紧跟上,也把“联合副刊”办得五花八门、有声有色。

那真是个“屁股转做前锋”的怪异状态,许多读者拿到报纸,先打开副刊,读完副刊才回头看前面的“要闻”版面,心中明白,“要闻”版上再怎么重要的新闻,不会有副刊文章精彩新鲜。

两大报的报份快速成长,进入 1980年代,纷纷号称“百万”了。大概一千六百万人口的社会,竟然拥有两份发行接近一百万的报纸,而且刺激报份成长的重大力量竟然还是来自于文学、文化性质的副刊,何其盛哉!

水涨船高,连带着那个年头的文学,也盛气淋漓,大受瞩目。大学二年级,一天早晨起床打开报纸,赫然发现“人间副刊”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小说《“文革”遗事》,心脏几乎瞬时从嘴里跳出来。那是我投去参加“时报文学奖”的作品,进入决审,在决审委员最后讨论投票中败下阵来,输给了李渝的《江行初雪》,虽然没得奖,但副刊主编决定留用发表。

出了门,在站牌下等公车去上学,我的脸一直是红的。因为光是那个站牌下,就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摊开《中国时报》,一边读我的小说一边等车。他们不会知道小说的作者站在他们身后一两公尺处,但我就是觉得极度地不好意思,一种不预期的光荣带来的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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