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报禁”不只规定不增发报纸执照，而且规定一份报纸顶多只能出版三大张十二个版。扣除掉广告，剩下六七个版，再扣除掉一定要和其他报纸大同小异的政治新闻、社论，只剩下三、四个版。报业真正的竞争，就在这区区几个版的空间上。
副刊占了整整一个版，还有，副刊没有非得刊登不可的规定内容，可以做出真正不一样的内容来。余纪忠找了高信疆主持《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天天有新想法新写法，一下子吸引了社会的眼光。受到威胁的《联合报》，由痖弦领军，赶紧跟上，也把“联合副刊”办得五花八门、有声有色。
那真是个“屁股转做前锋”的怪异状态，许多读者拿到报纸，先打开副刊，读完副刊才回头看前面的“要闻”版面，心中明白，“要闻”版上再怎么重要的新闻，不会有副刊文章精彩新鲜。
两大报的报份快速成长，进入 1980年代，纷纷号称“百万”了。大概一千六百万人口的社会，竟然拥有两份发行接近一百万的报纸，而且刺激报份成长的重大力量竟然还是来自于文学、文化性质的副刊，何其盛哉！
水涨船高，连带着那个年头的文学，也盛气淋漓，大受瞩目。大学二年级，一天早晨起床打开报纸，赫然发现“人间副刊”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小说《“文革”遗事》，心脏几乎瞬时从嘴里跳出来。那是我投去参加“时报文学奖”的作品，进入决审，在决审委员最后讨论投票中败下阵来，输给了李渝的《江行初雪》，虽然没得奖，但副刊主编决定留用发表。
出了门，在站牌下等公车去上学，我的脸一直是红的。因为光是那个站牌下，就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摊开《中国时报》，一边读我的小说一边等车。他们不会知道小说的作者站在他们身后一两公尺处，但我就是觉得极度地不好意思，一种不预期的光荣带来的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