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洪侠
十六岁以前，我没见过真正的火车，当然，见都没见过，就不用说坐了。
村里人的日常语汇中很少出现“火车”。偶尔提起一两次，就说明有人要出远门了，或者有谁家的亲戚回家过年了，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想一些关于自行车的事，也梦想着能多坐几次红车身白车顶的公共汽车，但从不会想到坐火车。看电影看报纸得来的印象是，火车总是冒着白烟鸣着汽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开过来，又轰隆隆咣当当开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我的生活，十六岁以前的生活，没有远方。按我们村里的算法，我家离中学五里地，姥姥家七里，小姑家三里，大姑家十五里。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内，所有的目标，所有的方向，步行皆可抵达。如有自行车，那就已经风驰电掣了，火车？用不着。
1979年 9月的一天，火车终于提上了我们家的议事日程。我要到离家二百多里远的小城去上师范了。二百多里地，得有多远？我想象不出来，不过我也清楚，步行肯定解决不了问题。那坐什么车去呢？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公共汽车，自军屯出发，坐到县城郑家口，然后再换乘公共汽车到衡水。二是坐公共汽车到德州，转乘石德线火车在衡水站下车。
晚饭后的时光，总是过得很慢。收拾了碗筷，一家人，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姐姐妹妹，开始随着母亲挑起的话头和父亲言谈的节奏聊天，几乎天天如此，内容也都差不多，似冗长的黑白连续剧。但是，这一天的话题，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的话题，对我们家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意外的。家里人从没有指望我的高考能有个什么结果，等录取通知书真的来了，他们当然高兴，但又觉得不大相信，不太适应，好像二百里外的学校出了什么差错似的。既然话题崭新，讨论的事就以父亲和大哥二哥为主了，好一会儿都没征求我的意见，似乎要坐车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当然，他们都是有资格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因为他们都出过远门坐过火车：父亲年轻时闯过关东；大哥作为业余歌词作者去省城开过修改国歌的会，参观过山西的大寨；二哥去过太原，好像也去过江苏。他们在那里慢慢聊，破题不久就跑了题，转到了他们熟悉的轨道上去。好不容易，父亲觉得这事应该问问我，于是力挽狂澜，问：“愿坐火车还是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