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得自由 四川美术学院77级油画班的故事(10)

5

就在罗中立挥汗如雨地画成《父亲》的同时,何多苓画出了《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一件画面如题目一样朦胧的作品,画布上充满了光斑,有点像点彩派的画。在送展的省级评选中,后者落选,理由是:没有说清楚唱的是什么歌,万一是资产阶级的歌呢?之后的几十年里,何多苓体会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说清楚”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在国内,绘画在许多年里是为一个很大的东西服务的,涉及宣教,涉及对大的政治背景的判断和表现,即使抒情,抒的也是主旋律的情。

何多苓的毕业创作《春风已经苏醒》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灵感似乎来自某一期《世界美术》杂志的封底——一个残疾女孩半卧在草地上,仰望坡上的房子,这是安德鲁·怀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幅画在瞬间打动了他,他迅速读取了怀斯表现草地的方式:一种密度。

“具体说来就是一根一根草,中间没有间隙,没有虚的,都用同一种强度表现出来。那种密度是前所未有的,绝对物质化,我看了很震撼,所以我也刻意去画那一片草地,但我的画法很笨,就是有多少根草我就画多少笔,甚至一根草上画很多笔。你可以想象我的速度,那幅画我画了三个月。”

画成之后,有人看了说:“一条牛,一只狗,一个放牛娃。”又有人说:“你画的什么啊?没故事,没情节。”《春风已经苏醒》没能受到导师的认可,没有毕业分。是栗宪庭及《美术》杂志令它翻身,参加了某个美术作品展览,拿到二等奖,据说,是那片精细刻画、楚楚动人的草地令评委们眼前一亮。

“但我自己早已否定了它。”何多苓说,“后来的几年里,我在艰苦地寻找自己的语言。无视潮流是容易的,想要超越它却很难,即使是尝试建立一种封闭的、自足的符号系统也不是那么顺利。1983年我画了几张不大的画:《冬》《有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比起《春风已经苏醒》,我自己觉得它们更为重要:一种新的抒情语言初见端倪,它不再诉诸人们习惯的、易于接受的抒情方式,不再激起同情、忧郁这些寻常的反应,它拒绝怜悯,是压抑、苍白、让感官不悦的。这几幅画几乎没怎么展览过,也没引起任何注意。现在它们在几位美国收藏家手里。”

罗中立在个人画风上的摸索、转变也始于毕业创作《吹渣渣》。“《父亲》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完成的,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作品。第二年我画了《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语言上去探索。实际上是在《吹渣渣》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

罗中立近些年的作品是带一点野兽派的乡野风情画,在市场上也颇获认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画农民,想把他们画得更有个性,更有魅力,一直想找到具有中国精神,同时又具有当代性的语言。”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