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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潮时间非常短，你去好好查查历史。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中美建交。我记得是在周鸣祥的儿子出生的那个月，就是1979年元月，我们从一个油田写生回来，在火车上听说了中美建交这件事，那是一个时代转折。1979年夏秋之交，我从西安回学校，坐火车路过秦岭、广元那一带，发现山坡上的田里耕种的人很少，地都划成小块，每块地里只有一两个人在干活。我非常奇怪，因为以前农村都是集体出工，一块地里有很多人，旁边都空着，干完这块再都去下一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包产到户了。”雷虹说。
雷虹的一些记忆并不那么准确，但他脑子里存着的不是冰冷的编年史，它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坐标——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核心精神是：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总是纠缠于过去，要着眼于未来。
“伤痕”的发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素朴情绪，它的蓬勃有助于“实事求是”，赋予政权交接以正当性。但沉溺于“伤痕”、深度开掘“伤痕”，于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无益。
1978年初带队进京观摩学习的魏传义老师在回校的火车上已经获知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之所以在“提高川美创作水平”的实际操作中交出了一批以高小华、程丛林为代表的“伤痕”作业，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短暂的滞后”——此时的“讲话精神”还在路上，而领会它需要时间。
“‘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本来应该是在1979年的国庆节举行，但因为来不及布展，就推到1980年春节前我们放寒假的时候——高小华和程丛林一炮打响，评论家开始命名、阐发‘伤痕美术’。‘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1980年五六月份的时候举办的——罗中立的《父亲》、王川的《再见吧！小路》被推到前面来了。评论家们说《父亲》也是‘伤痕美术作品’，严格来讲是错的，我认为它并不是……这两个展览前后只隔短短几个月，但画风已经变了，‘伤痕’变‘乡土’了。”雷虹说。
我在高小华美术馆的《布拖人》组画前站了很久。其中最大一幅是一个叫阿卓黑玛的彝族妇人肖像，成画于1983年9月8日，肖像有着枯白的乱发、瘦削的沟壑纵横的脸，以及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眼神。
“‘伤痕’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不让搞了。再接着，这类揭示历史和社会矛盾的比较尖锐的作品……怎么讲呢？一句话：往未来看，别再梳理从前了。所以我们做伤痕美术的这批人也很困惑，也在寻找新的题材。1983年我跟着马帮第一次去了凉山，第一眼看到阿卓黑玛，马上想到罗丹的一件雕塑，叫《欧米艾尔》，我在她眼睛里看到同样的沧桑，回来之后就画了一幅《昔日火把节的皇后》。”
何多苓说：“我们整个大学期间，是中国转变最大的时期，先是‘四五事件’、西单民主墙，后来是北京的星星画会，重庆的野草画会，然后是‘85新潮’，很快就是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