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父亲》背后那些“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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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前后画过四稿。罗中立最早动念画农民,源于一个除夕夜的触动。1980年大年三十他回家过年,看到一个公共厕所旁边搭着个小棚子,有个老头在昏暗里抽着旱烟。那时候重庆的公共厕所都被附近的农民承包,有人日夜看守,因为粪便是宝。老头守着集体的肥料,他厚道的形象、静默的眼神一下子击中了罗中立。

这是年三十啊!人们吃着团圆饭,吃着大米白面,知不知道农民的付出?罗中立画了一个多星期的守粪老农,草图上全是农民和粪的构图。这是最早的一稿。

画面需要升华。围绕“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画出了第二稿《粒粒皆辛苦》。背景改成粮食丰收,农民在晒场上捡谷粒。

这时候有点感觉了,但还是觉得有些情节化,他开始想怎么把农民的形象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对应起来。有一天他把画中农民的头像框起来看效果,眼睛一下子亮了,画一个头像的特写不是更有分量吗!

这期间,罗中立悄悄去了插队所在地大巴山找灵感,画出一稿《生产队长》。当年接收他的农户,当家的叫邓开选,儿子当过志愿军,转业回村当了生产队的队长。

那时候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都是转业军人当队长、当书记。罗中立当时是想加深对农民这个群体的认识——除了养活这个国家,支撑这个民族,农民和他们的后代还在保卫这个国家。《毛主席语录》里说,我们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

1977年12月,《国外美术资料》创刊,由浙江美术学院理论教研室编译。它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本介绍国外美术资讯的刊物,当时只在美院、画院内部流通。罗中立找到了创刊号,类似今日发刊词的“编辑说明”中这样写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取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期收录了美国人林达·恰斯写的《照相现实主义——后期现代派的幻觉主义》,封底上印的是米勒的《拾穗者》。

照相现实主义又叫超级现实主义,1980年夏天,罗中立偶遇这类杂志中的一本。“我在学校图书馆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短文章,是对很多流派的一个介绍,一个日本评论家写的。其中有一小段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提到了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克洛斯的作品。文章中写到,超级写实主义比照片还要逼真,人物的每一个毛孔都清晰可见,甚至超过了照相机镜头的写实能力,让你感觉到那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敲在我心上,??直响。

“那个时候我们知识有限,但真是如饥似渴,对一星半点资讯或新知的有效利用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不像现在,信息爆炸之后反倒摸不着头脑。当时我并没有看到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是什么样的,只是看到一段描述。后来我看了克洛斯的作品,他是我当时崇拜得不得了的一个人,看了我才知道和我想的差太远了,他根本不是这样画的。克洛斯的画非常平整,他的透视关系跟《父亲》完全不一样,它很机械,很科学,每一个空间都有尺度,相当精密。而我就是凭想象理解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想把每一个毛孔的凹凸感都画出来,所以要把尺寸画大。皮肤的感觉是借用做肌理的方法,用很细的油画笔画的,之后用一把菜刀磨尖了刮的。为了表现皮肤的粗糙,我还在颜料中加了点馒头渣。菜刀还在,那个望远镜也在。”

这就有了第四稿《我的父亲》,但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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