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韦尔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企鹅图书在我的世界里意味着万分悲惨时刻的到来。
有件事我记得尤其清楚：那是一年的春假（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春假），我原本计划骑骑自行车，在小伙伴家里住几个晚上，然后整天在外面疯跑。然而，一本厚重的橘色大部头被重重地摔在了我们的课桌上，将所有的计划击得粉碎。那是一本《双城记》，必须在开学前读完。我就不去详述我是如何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被各种各样的狄更斯句式搞得焦头烂额，而周一早上进教室前又脑袋空空的窘境了。但是，企鹅图书那特有的橘色一再出现在我日后的学业生涯中，不断地强化着这种悲苦的关联。（看过英国纪录片《49未知天命》的人也许会回想起一个场景：那个死气沉沉的预科学校的学生骄傲地坐在他的荣誉墙前，墙上摆满了橘色书脊的企鹅图书——这个场景总能让人会心一笑。）我的抵触情绪一直持续到大学时代。当时，许多企鹅图书的书脊突然毫无预兆地变成了让人神清气爽的海泡绿。最棒的是，有些书的书脊变成了深沉的黑色。这种变化犹如一剂缓解消化不良的良药，治愈了我那由于儿时一成不变的精神食谱而依然脆弱不堪的“文学消化系统”。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编辑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将托尔斯泰、福楼拜和毛姆从由突击测验引发的胃酸反流的炼狱中挽救出来，重新带回了我的生活中。这个教训简单明了：书，就像人一样，每一本都各不相同。
作为一名绘本作家，我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才开始从事书籍设计的，就像我出于同样的需要开始从事文字排印和版画制作的工作一样。作为序言这种文体的一个技术性要求，我选择了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是零敲碎打地学会了这项工作的，可能还学得很糟糕。所以，通晓设计之道的读者应该能意识到，我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在我看来，书籍设计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本书需要它自己的形态，这就好比橡树从橡子中发芽，而松树从松果中发芽一样。书籍是一副躯体，故事寓于其中才得以生存和呼吸。而且，正如人的身体一样，书籍也有“脊梁”，它的内涵永远比它的外表更加丰盈饱满。除非它能在与读者的对话中自圆其说，否则一本书不可能历久弥新。如果一本书设法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伴侣，有时还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书籍的封面也就随之从一个单纯的保护性包装，演变成了某种类似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场现场脱衣舞表演的东西，它既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也是一种销售图书的方法。封面还会对书籍本身加以扩充，甚至使它的影响延伸至读者的心灵和指尖。
至于真正的图书设计师，我仅仅遇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而已。但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心思细密、衣着光鲜和冷酷无情的印象。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恬不知耻的艺术总监们互相之间剽窃成风。有时，一个独具匠心的封面面世后两三个月，就很快遭到模仿。要知道，图书设计师们为了糊口，几乎每天都必须时刻准备着，创造出新颖而又激动人心的原创作品。长期的工作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损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劳就会淘汰一部分弱者。我无法想象接连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封面，却从不有意无意地在某些精疲力尽、才思枯竭的时刻，从别人的好点子上“汲取灵感”。这种对于永恒的新鲜感的迫切需求，使这个行当与时尚业变得异常相似。最糟糕的设计案例，比如我们在杂货店收银台旁看到的通俗小报、口香糖和戒指造型的糖果；但是那些最好的例证，那些拥有持久的生命力的设计，最近都出自企鹅图书。（没错，就是企鹅图书，它不再是无聊的春假作业的代名词了！）这些设计追随的是由设计师保罗·巴克利所引领的一条道路——以新颖而美丽的方式将文字内容用生动的图像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