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是高级调酒师，要是他亲手调制鸡尾酒，会带出一点四十年代上海酒吧的余味：鲁莽而兴致勃勃的，好像一个激动不安的少年。1980年领他入行的师傅，是前锦江饭店酒吧的金师傅。阿旺上台面调酒时，阿四才刚进酒吧间，只能送送花生米，收收酒杯，迎迎客人。那时他在阿四眼里很老派，简直好像从历史书里掉出来的人物。直到现在，阿四歇下来时，还是喜欢看他招呼客人。他有种酒吧灵魂人物的气派，就像一根调酒棒，能将一切搅和在一道，融融一堂。早先他的手粗壮，与瘦削的身胚不合比例。如今他在昏暗的店堂里优游穿梭，就像一条鱼缸里的热带鱼，或者像一个终日混在酒吧里，落拓却不掩一股风流气的公子哥儿。
接着，灯影里走进来一个老人，他是老年爵士乐队的成员，拎着一只黑色的包。父亲那一代人走向自己的工作时，就是这种庄严而谦卑的姿态。父亲这代人特别在走路上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走路，不怕踏死蚂蚁。阿四想起父亲的语录。
不一会，爵士乐队的老人们陆续到齐。二十七年来天天晚上都是这样。一架钢琴，一把小号，两把萨克斯风，一个贝斯提琴，还有一只爵士鼓，一共六个老人。不知为什么，酒吧里的人都管他们的演奏叫“敲”。也许因为敲爵士鼓的程先生给人的印象太深，那响亮而拖沓的鼓点夜夜八点准时响起，没有周末和休息天。当年在乐队里，敲鼓的是程先生，吹小号的是周先生。后来，程先生过世了，周先生吹不动小号了，渐渐最早的乐手都换为新人，但乐队的歌单依旧，夜夜都是一样的老歌，这些年来阿四已听得烂熟，比小学时背过的乘法口诀和毛泽东的老三篇还熟。
钢琴奏出《慢船去中国》的引子，阿四听出来，琴弦声音松弛，应该请刘师傅来校正了。刘师傅是从上海乐器厂退休的校琴师傅，他的电话就抄在纸上，贴在吧台后面的墙上。但大家都没去叫，很快就要关门，大家都松懈了。
阿四五岁那天的夏天，被父亲带来饭店上暑托班，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和平饭店。然后，父亲退休，全家人在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龙凤厅吃了顿饭，一方面庆祝父亲退休，另一方面庆祝阿四顶替父亲进了饭店。转眼，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徒弟也退休了，转眼，自己也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也要退休了。退休好像是梦里发生的事，但阿四连做梦都没想到过饭店会歇业大修。她心中根深蒂固地觉得饭店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万寿无疆的。
这种孩子气的信念，来自阿四暑托班时代的印象。在阿四小时候，和平饭店为职工子弟办过几年暑托班。她永远也忘不了楼上那些门厅，它们像戴在颈上的珍珠一样温暖而光耀。门厅后面就是通向客房长长的走廊，那里悄无声息。壁灯一盏接一盏，一直通向深深的尽头。那金黄色的灯光是那样均衡沉着，阿四从来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样的灯光。这里是整个大楼唯一完全听不到海关钟声的地方，安静得耳朵嗡嗡叫。第一次父亲带自己从暑托班教室到龙凤厅父亲的厨房里去的时候，阿四跟父亲穿过饭店，她紧紧捏着父亲的手，被这迷宫一样神秘而安稳的地方吓住了。
父亲就在餐厅拐角大红门里的厨房工作。厨房的大红门上装饰着擦得黄澄澄的铜片，花纹很复杂，他穿着白制服，戴着一顶高高的白帽子，气度非凡。阿四紧紧握住父亲肥大的食指，心里真是骄傲极了。
今天阿四下午上班时，特意到饭店上上下下走了走，算是告别。在龙凤厅厨房门口，眼睛一闭，父亲当年站在那里，威风凛凛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的黑暗之中，从前心中的骄傲也浮现了。
阿四年少时，正是中国全面封锁的时候，市面上连黄油都少见，更不用说西餐厨艺变化的消息。淮海路上的西餐店大多改成馄饨店，可父亲侥幸在和平饭店工作，西餐材料虽然短缺，但西餐厨子他十足做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