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酒吧里的调酒师们都有些矜持，即使坐在吧台上的客人，他们也不会主动搭讪。但要是客人想要聊上几句，他们也会散漫地应合，手里一边丁丁当当洗着杯子，或者戳开冰块，或者开啤酒瓶，或者往玻璃小碗里倒一份花生米，或者一份玉米片。他们下手总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这些人虽然都出身在普通人家，但他们好像旧式美人那样，自然而然地端着架子。这种心劲与和平饭店有关。他们见识过不同于朴素黯淡现实世界的奢侈建筑，炫耀的设计，老式的处世方式，这一切给了他们某种卓然与众又安守本分的身份感。长久以来，能在和平饭店工作，是这个人在政治上被信任，经济上收入丰厚，相貌上又仪表堂堂的象征，处处提着一股气做人，也是理所当然。
饭店马上就要歇业大修。预计要修上两年。两年以后，正好她五十岁。虽然没人跟阿四明说，但她自己猜度，就算两年后，来接手饭店管理的外国人肯消化掉老员工，像现在上头许诺的那样，自己也不会再回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于是，酒吧歇业的那天，实际上就是她退休的那天。
酒吧今夜已是最后一天营业了。
阿四还真没想到退休。十七岁时第一次穿上一件黑色西装马甲，戴上一只黑色领呔，站在酒吧门口。那天没人教她如何站，如何迎客人，她站在那里，惴惴然想起父亲的样子，马上挺直腰板。这情形历历在目。那时阿旺才多瘦！阿四认识他那天，他就喜欢含胸塌腰地站着。他白衬衣里空荡荡的，好像是直接挂在衣架子上，因为脖子太细，一只黑色的呔总是歪在领子下方。似乎他一生都不穿烫过的白衬衣，他说烫过的的确良布不跟身体。
有人身体前倾，踮着些脚尖，轻轻摇晃着肩膀走进来，看样子，是夏先生回来了。阿旺走到亮处去招呼他。夏先生是个长住在香港的上海人，八十多岁了，还梳着一只飞机头。他每次回上海，都会带他少年时代的女朋友一起来坐。他少年时代的女朋友是个娇小的老太太，她叫爱丽丝，据说她至今仍能穿下三十岁时候定做的薄呢裤子。有时他们跟音乐跳几支舞，虽然身体老了，像麻将牌一样，但舞步依然很健，还保留着一些四十年代的花哨和古董气。
正对着乐队的位置，阿旺早早放上留座的牌子。阿旺此刻领着另一拨客人过去，他周到地拉开椅子，眨眼间，他顺手点亮了桌上的蜡烛，还轻轻放下了玻璃罩。那是早已退休了的总经理来了，他身上那套铁灰的西装一定还是早先在培罗蒙订做的，阿四还记得他穿着这套衣服与贝拉·维斯塔的女宾跳第一支开场舞，那时这套西装在面子上一点也不坍台，现在看上去，却是裁剪土气老朽了。阿四明白，总经理即使退休了多年，也总是想来告别一下的吧。当初这间酒吧还是在他手里走上正轨的呢。听说这里五十年代后就是一间租出去的，充满机油味道的修车行。
阿旺现在已八面玲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退役后，分配到和平饭店工作的义务兵。他能一边为日本客人记录点歌的序号（日本客人最喜欢点歌，经理什么样口音的日本英文都能听懂），同时照顾正准备点鸡尾酒的客人。即使是最昏暗的角落，他也能一眼看出客人能不能喝酒，会不会喝酒，懂不懂威士忌不同的口味。同样点鸡尾酒，客人有不同的口味，看一眼就猜出客人的地位，身份，情绪和爱好，这样迎合了客人，又不会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