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我再被征召，拜为议郎，重返京都洛阳。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有的职位，注定无所作为，难以建功立业，就像这议郎，但如果你能认真对待，却不失为一种修炼。该职不管实际政务，只管给皇上进谏。任职期间，我不知给皇上献出过多少条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但却没有被采纳过一条，这个皇上啊，只爱听宦官的娘娘腔！唯一的收获即是对自身的提高：日常工作已令我习惯于站在一国之主的高度，从国家大局出发来思考大大小小的问题。回头看来，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让我在此无忧无虑的闲职上为自己的未来作好思想与业务的双重准备。
天下即将大乱，我全看在眼里，我在等待时机。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举国进入战争状态。
这时候，朝廷急需用人了，也非得到了这时候，他们才会想到就在身边，就在议郎的闲职上，还有一位当年名震朝野的洛阳北都尉。他之雷厉风行，他之霹雳手段，他之目中无人，他之横扫一切，或许倒可以施展到战场上去对付黄巾为首的逆贼！
于是我被任命为骑都尉。
这一年五月，我终于等来了我戎马生涯的第一个真正的战场：临危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攻打颍川黄巾军。结果，我在军事上的天才首次得到了验证：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
我人生的第一仗，大获全胜，打得异常漂亮！
我自幼好读兵书，年少时即敢为《孙子》作注，为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仗，让我找到了此生的定位，找到了那个我自己理想中的曹操！
这一年，我三十而立。
对于为官者来说，战争不算是一件坏事，战争期间升职的契机可比和平年代多得多，提升的速度也要快得多，一战功成，我旋即升任济南相。
在济南相任内，我治事如初。济南国有县十来个，各县长吏大多依附权贵，贪赃枉法，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我之前，历任国相皆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我一到任就开始整顿，一口气将十之有八的长吏奏免掉了，济南国上下为之震动，贪官污吏犹如过街老鼠般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此生中我有多少次想到：如果我不是生逢乱世，能够赶上一个太平盛世，我一定是个好官。给我一个区，我能管好一个区；给我一个县，我能治好一个县；给我一个国，我能振兴一个国。我已经用实践证明过了，这一切我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做到最好，但是，天命不可违，人命只能顺从于天命，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生逢乱世还想有所作为的命，我的伯乐许劭说什么来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后来终于领悟了：这第一句和第二句是连在一起不能拆开的，都无法各自独立存在。
在一个天子昏庸、朝廷无能、买官卖官之风盛行甚至公然变成制度的时代，一切岂能如我所愿？
翌年，我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从济南相到东郡太守，貌似不升不降，实属遭人暗贬，我暗自思忖：肯定是哪个奸佞小人看上了被我整肃一新的济南国进而买下了济南相，如今我有了战功，岂肯任人摆布？我便假托有疾，告病还乡，再度回到我的谯郡老家去了。
这一次的还乡是主动而为，心情自与上一次截然不同，回到故里我过起了快乐的隐居生活，又新娶了一个十分中意的老婆卞氏：春夏读书，秋冬狩猎，娇妻为伴，云雨交欢……两年以后，这一段充满人情人性的快乐生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卞氏为我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我为之取名为曹丕—这可是件大事啊！她是为未来的大魏国生出了它的开国皇帝！我一生不曾称帝，但我是皇帝的创造者！这伟大的创造活动就发生在这一段貌似是“退”的隐居岁月中—此乃天意！
这一年我三十三岁，开始知进退，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