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人群包围了大厦的时候，普京在保镖们的护卫下走了出来。德国民众将他团团围住，接二连三的质问：这栋被视为苏联文化中心的大楼究竟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他的车有德国牌照？为什么他的德语如此流畅……尽管普京没有详细阐述过自己当时的计划，但在走出大厦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这些群众准备硬闯，他就以暴力应对。然而这一天却并没有上演暴力冲突。尽管如此，这段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困在大厦中无处可逃的记忆仍然对普京造成了伤害。对普京来说，整个事件中最令他不安的是，当他向附近的一个苏联军事基地电话求援的时候，对方却回答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爱莫能助。然而莫斯科方面始终沉默，从未下达任何命令。普京痛苦地明白，自己被莫斯科抛弃了。他伤感地回忆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提供哪怕一丁点儿的帮助。当时我突然感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都能看得出，苏联病了，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权力瘫痪。”
很明显普京在解决群体事件方面是个新手—缺乏经验因而毫无头绪。在苏联实施改革开放的几年内，社会各阶层到处都在抗议游行。在这个动荡的改革时期，如果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应该早已习惯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的场面了。然而当时他却身在德累斯顿。一直到1989年，东德仍然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反对改革的人。普京在德累斯顿的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当工作进入尾声，他才在东德国家安全局及自己的联络处遇到街头抗议者。
对这次经历，普京曾经非常详细地做过一番描述，当时他的上司不在德累斯顿，所以普京就是实际负责人。按照规定，普京必须保卫好大楼，保证秘密文件不会落到德国群众的手中。但是究竟是使用暴力手段，还是依靠安抚情绪将人群遣散，他陷入了两难选择。事实上，劝服愤怒的群众是违反行动原则的。而且一旦行动失败，他将被提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普京情绪激昂地说到：
当我走上街头，去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赌上的不止是我的职业生涯，还有我家人的未来。但是，那些秘密名单里的人的未来呢？这些打算冲进大楼的民众呢？保护他们的生命，比我的职业生涯更有价值。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坚定了必须牺牲职业生涯的想法。没有一个职业的重量会超过哪怕只是一条生命。
在与德累斯顿的市民面对面之后，普京撒了一个巧妙的谎言来保护自己。很明显，当时的围观群众期待见到的是东德安全局的人，而普京恰好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德语。当群众质问他是谁的时候，普京回答说：“翻译官。”他最终选择用一个谎言让自己幸免于难。
普京不擅长处理敌对人群，这令他很难成为一个大众政治家。这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他走上总统之位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克格勃将普京派往索布恰克的办公室，可能就是考虑到他在克格勃掌握的多方面的技能，以及他在外贸、外事服务方面的经验以及语言天赋。当然，这与普京在列宁格勒与索布恰克结下的师生情谊也不无关系。普京在圣彼得堡与商人合作时得到的教训迫使他在1996年转战莫斯科，执行一个不需要用到他仅有的经济和政治技能的任务。在这里，他无需制定政策，也不会和抗议民众接触。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在圣彼得堡时一样—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工作，并且和商人打交道。他在圣彼得堡积攒的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是他的主要财富和优势。当他在莫斯科政坛迅速向上攀登的时候，他所掌握的其他技能也显得越发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