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辩论之后，俄罗斯于1995年春天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案，议会的选举日期定在了当年12月，总统选举则在1996年6月举行。与2011年的议会选举一样，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克里姆林宫意外遭遇了十二月的“惊喜”—来自反对改革阵营的共产党大胜当时的执政党。该执政党派又名“俄罗斯是我们的家园”，它由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组建，成员大多来自支持改革的民主党派。就像其他届俄罗斯总统选举一样，1996年的总统选举包括两个回合。这种选举方式可以在票数相近的情况下，筛选出两名候选人。这场竞选最终演变成了叶利钦和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之间的明枪争斗。久加诺夫称，如果当选总统，他会终止叶利钦的经济改革，重新沿用经过改进的苏联式体系。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利钦因为身体原因陷入了困境。这位俄罗斯总统身体欠佳，两轮选举期间心脏病突发，因此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些问题致使他的内阁面临的政治困难更加复杂。在总统大选前期，叶利钦的支持率空前下降到百分之三。除非他的团队能创造政治奇迹，否则叶利钦不可能战胜久加诺夫。然而，他们资源匮乏，根本无法发动一场全国性的选举运动—克里姆林宫的金库已经空了。同时，在新兴的独家媒体面前，那些老的国家电视、报纸和电台也已黯然失色。
于是，叶利钦团队转而向商业人士寻求支持。他们曾经从政府的改革运动中直接受益，还在新的财政机构体系下积累财富，并通过新的媒体渠道获取了股份。这些人中包括：“罗格瓦茨”公司（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股份公司之一，它还在媒体界—包括俄罗斯的ORT电台和俄罗斯《独立报》，以及周刊杂志《小火焰》—享有股份和股权）的老板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俄罗斯进出口银行（该银行资产位列全国第三）行长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梅纳捷普旗下的金融集团首领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曾任俄罗斯部长的银行家彼得·艾文（peter aven），阿尔法银行行长米哈依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以及斯托利克尼储蓄银行（Stolichny Savings Bank）行长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Alexander Smolensky）。为了让这些人帮助自己发起大规模选举运动，为了获得媒体的支持，叶利钦向这些人承诺，要为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留出七个特权竞标位置，而且等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冶金及其他重工业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国有公司私有化后，就让他们参与控股。有关方面还对这种臭名昭著的“债转股”形式进行了大量分析，并作了全面记载。这种做法将“谁来管理俄罗斯”的决定权交到了那些出资赞助选举运动的商业大亨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里。同时，还为“叶利钦家族”（鲍里斯·叶利钦的家人和友人）和一些商业人士之间的斗争埋下了祸根。这些斗争在1999年即将到来的那段时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1996年俄罗斯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的政治手段、政治要素和主要参与者在21世纪的普京时代一一再现。选举期间，西方公关手段被频繁利用，竞争对手之间恶意诋毁，独立改革共产党大量涌现，民族主义者政治运动大肆兴起，经过授权的私人企业开始为选举运动提供资金……这些形式为接下来10年间的政治基调奠定了基础。久加诺夫是当时俄罗斯总统的有力候选人。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他又再次成为普京的竞争对手。1996年选举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俄罗斯将军、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民族主义候选人，2002年4月死于飞机事故—在同僚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的帮助下，曾经掀起过俄罗斯社区大会（KRO）民族主义者运动，他活跃在国家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