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相当于三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掌管着这个全球国土面积最大、自然资源丰富的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国家。然而，对于普京的真实身份各方仍然争论不休。菲欧娜·希尔（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加迪（Cifford Gaddy）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正如本书所说，尽管从成长经历和早期事业生涯来看，普京是典型的苏联人，然而，他却不再是“普京同志”，而成为了“普京先生”。普京与过去二十年间在俄罗斯迅速崛起的资本家们达成了协议—他们支持他夺取政治权利，而他则帮助他们积累财富。于是在“俄罗斯集团”和它的“裙带资本家”之间建成了菲欧娜和克利福德笔下的“非法防护罩”。不止如此，普京还鼓励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权力部门（其中就包括普京之前所属的情报部门）敛集私人财产。苏联也存在高层腐败的现象，但是与所有企业一样，它是由国家垄断的，然而今天，俄罗斯内部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当的公私合营关系。
普京出生时的那个国家和现在他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信仰体系已经全然不同。那时的苏联对“民族资本主义者”嗤之以鼻，将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同时将自己的追随者们称为全球运动的先锋队。然而，普京却并不是任何一种体系的信徒—他赞颂祖国俄罗斯，信奉东正教，并且将国家的未来寄望在前苏联的基础上。
菲欧娜和克利福德证实，普京奉行“俄罗斯例外主义”—这一点符合他的政治抱负和议题。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亲斯拉夫派对神秘的俄罗斯人精神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宿命论坚信不疑，俄罗斯例外主义就来源于这种信念。普京在一次备受误解的著名发言中痛惜道，“（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并不是苏联解体，而是苏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衰弱。这种观点，连同他的其他一些观点在内，都受到了众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人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影响。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奥斯卡获奖电影《烈日灼身》（Burnt by the Sun）中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因而闻名西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普京寻求“俄罗斯意识”的做法表明普京与沙皇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点—他们都认为俄罗斯迫切需要一位最高领导人。克里姆林宫并不缺少诸如分权、控制和制衡这样的观点。斯大林被尊称为大帝（vozbd’，意思与Der führer和Il Duce相近），即便是鲍里斯·叶利钦—这位与普京相比各方面都更希望改革的人—也习惯用沙皇（tsarstvovat’）来称呼自己。
如菲欧娜和克利福德所说，“普京”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这些言语。原因有几点，首先，他曾经当过步兵，做过克格勃的中级官员，这些经历使他习惯于安静地躲藏在伪装之下。其次，如果你曾是一名情报人员，如今成了国家的“第一人”（这是普京在他的准自传中采用的头衔），你就没有必要每天说大话—因为权力已然在你的手上。因此，尽管在普京眼里谁也无法和他平起平坐，他仍旧要求同僚们称呼自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或者更为正式一些的“普京先生”。
即便是位居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之下”，担任总理的四年间，他也无可争议地位于“垂直权力体系”的顶端。普京连同“主权民主”一起，将那些话转化成了决心。总体来说，他成功地操控着软弱的议会，威吓或者拉拢政治对手，恐吓甚至监禁敌人，而且还掌控着大多数媒体的舆论导向。
然而，普京对他所建立起的这个系统的掌控权既不是绝对的、也无法确保永不失去。菲欧娜和克利福德进行了细致研究，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指出他的弱点—渐渐无法满足俄罗斯人民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