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东京高师附属小学没多久，全家就搬到了小石川区大冢洼町（现在的文京区大冢三丁目）。好像搬家是母亲的主意，她说为了孩子们的教育，要住到离学校近的地方。
战时，到处都执行管治。在我入学的前一年，日本实行了《国家总动员法》，东洋钟表的日野工厂（东京）被征用为陆军指定工厂。上尾工厂（埼玉）和小石川工厂（东京）也被征用为兵工厂，生产导火线和炮弹。
父亲于是从企业的经营者变身为国营军工厂的厂长。本来我可以耳濡目染一些军工厂厂长的管理做派，但随着战局扩大，我一直没有得到那样的学习机会。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一直在学习。写字、绘画这些，都是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在父亲的会社围着大人们开始练习的。算盘，是我看着大我两岁的姐姐摆弄于是跟着学起来的。我记得那时经常玩一种叫做“古算”的游戏，计算错误的人要按顺序站在后面，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再重新开始，失败者还会被起外号。我算盘打得很熟练，性格上也不轻易服输，所以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194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东洋钟表更名为“东洋兵器”。日美开战以后，兵器的制造速度越发快了起来，1944年，东洋兵器与位于东京成增的大冢伸铜所合并，第二年春天，在中国的大连也开办了工厂。直到战争结束，父亲的会社一直在扩大规模。
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日本岛也面临着空袭的危险。这一年8月，大疏散开始了。主要是将城市里的孩子委托给乡下的亲戚，离开城市，也叫做“亲缘疏散”。但是由于父亲出生于上野、母亲出生于京桥，对我们五个来说，真是找不到可以疏散的地方。结果父母决定把我们送到距离父亲会社下面的日野工厂附近的祖母家。
祖母日代39岁时，家业开创者——祖父庄五郎（与父亲同名）去世，于是她就代替年幼的父亲经营着东洋钟表。我没有与兄弟姐妹们一起前往日野，而是先于他们被送往那里，与认真严肃的祖母一起度过了数月的时光。
关于亲缘疏散，没有什么开心的回忆。我在大冢町住的时候，从家到高师附小，就像从眼睛到鼻子，非常近；来到祖母家以后，到日野小学上学则要花四五十分钟。现在日野也是东京辖区了，而在当时它还是大片的农田。
还有不可避免的就是，别人都认为我是城里来的有钱人的公子哥，总是欺负我。这也是离开家人，幼小的我比较心酸的回忆。
但是，欺负归欺负，一旦动起手来，班长总会跑来制止。他很有侠义心肠，所以在班里很有威望。在我们的少年时期，总有能镇住场的孩子头，制止孩子们之间的打斗。
那次日野的亲缘疏散，不到半年就结束了。1945年年初，我便回到高师附小复课了，然后被文部省新设的“特别科学教育”项目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