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鲍勃·迪伦（Bob Dylan）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五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个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掺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得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Vladimir Vysotsky），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智利有“歌魂”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作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