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傅斯年一生没把学位太当回事

智效民: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

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近年来,文凭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中国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不断向国外发展的趋势。比如去年 11月间,曾有 50名中国学生因为涉嫌造假,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今年 4月,又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涉嫌买卖文凭受到警方调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学生的群体形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涉案人员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主张,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致使大家都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来临,都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然而曾几何时,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又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又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也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学位迟拿了 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几位台湾同行为胡适的学位问题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胡适的博士学位会迟拿 10年左右。为此,我以傅斯年、顾维钧、陈寅恪为例,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看重的是学问和能力,而不是学位与学历。我知道,台湾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我自己连中国三流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因此很难说服他们。于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辈傅斯年在世,也许会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智效民:山西社会科学院学者。摘自《没有学位的

傅斯年》,刊于《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 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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