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开了这个头，县委办、交通局、民政局等单 位也都配合村社建了果园。苹果树刚栽下，有人告状了，说县领导支持经商办企业，建小金库。调查刚完，“以粮为纲”的人却仍然没完没了--2001年底，抓 苹果生产的副县长孙振忠被叫到会上质询：“上边规定基本农田基本种粮，你为什么要用农田栽树？”被问急了的孙振忠答道：“吉县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基本农田 基本种田就基本受穷！”质询者恼怒了：“孙振忠，小心犯错误！”不久，孙振忠真的“犯错误”了：交警队一临时工偷偷上路拦下运苹果的三轮车，孙振忠对其追 查后，当年，临时工当人大代表的哥哥在评议时给他投了“不称职”……
基层和农民的反对来得更加直截了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在三干会上，刚上任的吉县县委书记张培华提出在全县栽种苹果树。话音未落，会场一片哗然，“栽苹果树？是心血来潮还是疯了！”“不种粮食吃什么？……”“废什么话，有能耐，自己栽去吧……”
县里栽种苹果树的决定一次次败下阵来并成为“废话”后，推行“苹果政策”不得不使用些行政手段了--1987年，县委书记任俊发在就职演讲中用几乎是呐喊着表达自己的决心：就是全县的干部倾巢出动，也要给农民种上苹果树！
县委书记的决心带着庄严的承诺和不可抗拒的威力，以一级党的组织的名义向吉县人发出了号召。包乡包村栽苹果树的干部出发前，一向豁达宽容的任俊发以少有的 严厉，深沉地表述了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决心和执着：“苹果树栽不好，我无颜面对全县父老乡亲，你们今后也别想我给你们提拔升职提薪这些好事！”此后，每年的 3至5月，动员会一开，各单位除留下必须的办公人员外，大家都奔自己的任务村社去了。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夜以继日地发动，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栽 树、修枝、施肥……
面对干部们说得天花乱坠的“摇钱树”，不少村民以冷漠甚至是无礼的态度回应着。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文学当时在县团委 工作，白天与县领导们跑乡串村，晚上又到壶口镇动员。挨门挨户通知了半天，才来了七八个老婆婆和老汉，十分钟不到，会场里走得只剩两老汉。刘文学还没有动 员，两老汉反倒对他进行“策反”：“年轻人，苹果能当饭吃？”“快回吧，别瞎指挥！”
对“瞎指挥”者村民们非常客气。车城乡桑村党支书陈稳珍介绍说：“他们不给去催栽苹果树的干部派饭，连水也不给喝，还用粗话骂干部，祖宗八代都骂遍了！”
骂 还是轻的。在文城乡等地，还出现了公开赶包村干部的事；某局一刘姓干部骑摩托到十多里外的车城乡指导栽植苹果树，结果，轮胎被人放气，只好推车回家；某干 部在桑村遭围攻差点挨打，气得他指着带头反对栽苹果树的某村干部说：“我要到县长那里去告你！”话还未完，委屈的泪水已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绝大多数干部没有落泪更不退让，他们坚守在村里，苹果苗不栽就不走人。没办法，抵抗栽树的人就在临路看得到的地方把县里花钱买来的树苗胡乱栽下，看不到的地方照样种着小麦和玉米。
栽下苹果树后，村民们并不认真管理，任其自生自灭。最典型的是车城乡麦城村栽在宝山脚下的几百亩苹果树，由于缺乏管理，全长得像一把把扫帚，县里到该村开反面现场会后，“宝山牌扫帚”的名声至今仍让参会者记忆犹新。
还有更典型的，有个妇女干脆把自己刚栽下的三亩树苗全部拔掉当柴火烧，然后到乡上报案说有人拔了她家的树苗……
“案子”很快破了，但对苹 果树苗的仇视和破坏并未停止。全县各地不愿栽苹果树的人都曾不谋而合地用过这样几招：学古人“揠苗助长”，把刚栽下的苹果树悄悄往上“揠”，故意让苹果苗 死掉；耕地时故意犁断树根让其死掉；耱地时用耙耱压过幼树抹掉树皮，让其半死不活；紧贴着苹果苗种下了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让苹果苗在“歇凉”的状态下 困死、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