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 后记(7)

在意大利,代表了《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最新成就和集大成者当属路易吉·福斯科洛·贝内代托,他将各种不同版本的手稿经过整理汇编成册后,于192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1932年又出现了一部不寻常的手稿,其中涵盖了更为详细的故事内容和更加新颖的材料,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英国著名的收藏家和学者珀西瓦尔·大卫爵士,他同时还是一位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出于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浓厚兴趣,珀西瓦尔亲自去西班牙的托莱多和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哈维尔·泽拉达(1717~1801)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当时红衣大主教收藏着一份比其他版本的内容多出一半的西班牙语译本的手稿。学者们认为这个版本大概是15世纪在意大利创作或翻译而成的,当时正是《马可·波罗游记》从手写稿向印刷版过渡的时期。现在人们把这个版本称为“Z写本”,有时也被称为托莱多手稿。

为了将《马可·波罗游记》最完整的版本呈献给更多的读者,剑桥大学的A.C.穆勒教授和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在借鉴“Z写本”的基础上合作编写了一个“复合译本”,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几乎所有的或所有现存的被认为是马可·波罗曾说过的话汇编在一起,并注明出处”。1938年,他们的合作成果以英法两种语言出版,同时出版发行的还有两卷注释本。虽然这个“复合译本”是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还算不上是一部最完整的手稿,不过穆勒与伯希和紧紧抓住了马可在原作中所传递出的愤慨之情,并融入了一些口头语和学术性内容。与保存下来的前辈们的那些较为严肃的版本相比,他们合作的新版本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清楚地感受到马可反复无常的性格特点。

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位旅行家,他也是那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从一个需要父亲、叔叔庇护的懵懂的十七岁少年,最终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麾下的一位经验丰富、充满自信的大臣。他讲述的故事就是他曾见证过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这种做法首开风气之先,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完成一件既是文学创作又兼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在知识面和阅历方面,任何一位13世纪晚期或14世纪早期的绅士都无法与马可相提并论。马可以自己大胆的尝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

《马可·波罗游记》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它始终会令仔细研读它的人觉得费解、饱受折磨甚至感到愤怒。当马可完成各种使命返回蒙古朝廷向忽必烈汗讲述途中经历时,他是在转达自己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呢?还是在传达一些经他消化理解了的更有刺激性的东西?抑或是一种幻景,甚至是鸦片刺激下产生的幻觉?

多年来与蒙古人一起生活的经历,培养了马可特殊的敏感性。他在蒙古人当中长大成人,形成了与蒙古人一样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所以他想当然地将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因此,他在对亚洲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既有西方人长于客观性描述的特征,又有蒙古人对包罗万象的宇宙怀有深深的敬畏的特点,他深信宇宙间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指引人类行为。马可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位合格的基督徒,他的合作者鲁斯蒂谦以及后来的皮皮诺和赖麦锡等一些手稿译者也一直在设法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但事实上,在宗教信仰方面,马可与和他亦师亦友的忽必烈一样是个折中派,他的信仰与蒙古人一样是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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