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的政治学来自范属政治保守主义的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孙氏革命党的政治学主要来自激进主义的卢梭。因为立宪派的介入，激进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产生多大暴力，其弊害在于，它打开了一个世纪激进与暴力的潘多拉的盒子。踵接孙氏而起的是另一场民主主义革命，其领军杂志《新青年》除了在政治学亦标举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外，致命之处更在于它以它的错舛颠覆了梁氏政治学，并造成一个世纪的政治误导。比如比五四还年长的李锐老先生纪念五四时，著文《又谈德先生》，其立论便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李锐老的认知来自《新青年》。1919年陈独秀在专论民主的文章中，声称“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凡是反对专制的，……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实行民治的基础》）
这委实是华夏政治学的一幕悲剧，面对专制，不是世纪初梁任公的“立宪政治学”影响了这一百年，而是《新青年》的“民主政治学”左右了一代代心智未齐的青年学生。然而，以陈独秀为主导的《新青年》并不懂政治学，陈本人即一介文人，并未深研政治学之理。只是以热情呼唤民主，并轻视宪政与法治。然而，偏偏是《新青年》的政治热情对年轻人有强大的裹挟力，加上对现实的不满，一代代青年遂走上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然而他们知道《新青年》，却无知于梁任公。记得我曾经询问一位1925年出生的老人，他是当年上海交大的学生，地下党。我请老人家用词汇回答当年是什么鼓动学生走上这条道路，他的回答是要民主、反独裁、反腐败。我又问当时影响学生的有没有宪政这个词，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迟缓地摇了摇头。只知民主，不知宪政，还是政治上的幼齿，却投身于他未曾明白的政治运动。我虽然非常尊敬这位今天反思已十分透彻的老者，但，心中一片苍凉。当《新青年》取代了梁任公，当民主政治学取代了立宪政治学，于是，历史就注定了20世纪的走向，也注定了60多年前我们的昨天和今天。
这里并非非难民主，而是任公之后的国人陷入了民主的迷思，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不是这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任何权力都有走向专制的本能。不是有了民主就必然宪政，相反，民主反而会遮蔽人们对宪政的认知。正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实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谈法治国的章节中说“既然所有的权力最终已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也就变得不再必要了。”对此，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指出：这是“人民主权的理想与法治理想有潜在的冲突”。然而，还是一百多年前，任公就对民主与专制的内在肌理作过深入的剖析。所以，在民主与宪政的价值排序中，任公您坚主宪政优先而非民主优先。并且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宪政本身即为一种渐进民主。立宪法，开议会，除了用宪法限制君权，把立法权从君主那里转移到民选的议会那里，这就是民主初步。它不是从全民开始，而是从绅民开始，这委实是一条由宪政带民主的稳健之路。
“宪政之母，厥惟英国”，任公先生，这是您在《政治学学理摭言》中的表述。在您看来，英伦，是君主中国走立宪道路的取法对象。但，孙氏革命党取法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共和国。一百年来国人常骄傲于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国人好名的表现，用胡适之先生的话，是“名教”之一种。所谓名教，“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其实，对人作为个体以及个体的权利来讲，宪政远比共和重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你的权利；共和哪怕是真正的，却未必能做到宪政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因此，当年，共和还是立宪，转换在国家体制的学习对象上，就是英还是美。这是20世纪零十年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正如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二次制度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百年过去，历史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遗憾，为什么我们两次选择都那么错谱，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选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