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稍稍深入堂奥,就面临着“创作”还是“研究”二条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做“作家”还是做“学人”的抉择。作家需要纵横奇放的才情,学人需要精严渊博的学问,作家最高的成就是成为大手笔,学人最高的成就是成为大师。作家重在创作;学人重在研究。创作出于自发,要凭空创造出灵动的文字;研究出于对象,要据实査证出真切的原委。作家厌恶拾人唾余,蹈袭剽窃都成忌讳;学人则必须时时掉书袋,句句加脚注,一失去依傍就成空言胡说。所以作家即使镕裁别人的思想,重在自我的发挥,引书多了就嫌杂,多用别人的话就算堕落;而学人全靠学力的深厚,重在资料的掌握,引书少了就嫌漏,在援引之中就代表一种判断。因此作家是镕裁别人来造就自己的;而学人是献出自己来彰显前人的。
由于作家重才情,才情多半出于天赋,聪明由内而出;而学人重功力,功力多半积于工夫,知见由外而入。天赋才情最可责,因此作家常常自傲,轻视学者。从唐朝起,考“经学”出身的“明经”,远不及考“诗赋”出身的“进士”吃香,直到训诂盛行的清朝,依然有“避君才笔去研经”的说法,退避作家的才笔,才去“研经”,等于承认缺乏才情的,只好做评论研究的工作。于是袁枚才有“作家像是劳心,学者像是劳力,而作家胜于学者”的话,西方人说得更露骨了:只见为莎士比亚、贝多芬建铜像的,谁见过为研究莎翁及贝多芬的大师建立铜像的?平心而论,学者怎能说不劳心?而孔子固然被建了铜像,研究孔子而详注四书的朱熹,也一样有人为他塑像的。当然,著作家在前,研究者在后,但研究者同样再启迪后来的著作者,先后主从关系乃是循环影响的。
再平心而论,大手笔不能无实学,大师也不能无文才。近年来有所谓“灌水书”、“灌水论文”出笼,太多不学无术的人跻身为作家诗人;太多无才无识的人侥幸称博士教授,所以也就长期见不到大手笔与大师。像宋代苏东坡,肚子里淹贯经史,才成了大手笔;像朱熹,照样有诗文传诵人口,才成了大师。推之汉代的司马迁是大手笔,学识也是一流的;汉代的郑玄是大师,文札一样垂之千古,都是才学兼备的典范。
有才而无学,好像一个巧妙的建筑师,能构图设计,却没有工具与砖瓦;有学而无才,又像一个笨拙的泥水匠,虽存积了些砖瓦与工具,却不能作伟大的构图设计。如果说学问是材料,才气乃是匠心,两者是相资为用的,良材良匠缺一便不能成良器。因此徒骋其才,才必衰竭,必仗学问才是根基;徒炫其学,学必僵腐,必待才情方具灵魂。明白这道理,作家与学人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懂得互补短长,才是成为大器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