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二句话是人人口头上熟悉的,然而是谁首先说的呢?由于各辞典成语典中,都不曾收录,无法查出来。于是常常有人问我,我一时也答不上来。
清人龚定曾为大学问家魏源在扬州的园题了一副楹联称颂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相信由于这副对联极出名,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人人口头上共信的真理。不过,明人董其昌在《画旨》中早已用这二句话,来说明绘画要有“气韵”,必须读万卷书,才能脱去胸中的尘浊;又须行万里路,才能内营胸中的丘壑。想求山水画里能传自然的神,除了天赋的慧根,就只有靠读书与旅行,才能超升虚静的心灵,来转化内在的生命。于是又有人以为这是董其昌发明的二句名言。
近来读清人阮镛的《醇雅堂诗略》,有二句诗道:“岂必身行半天下,才得眼光大于斗?”他在诗后说,因为司马温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能文章。”他才故意与他相反,不相信必须走过半个天下,才能培养出大于斗的眼光!阮镛因为家境很穷,所以特别相信“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大力排斥游历天下才能增广眼界、提高眼光的说法。但阮镛的话,又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原始作者,上推至北宋的司马光了。
当然,汉代的司马迁,已证明远游搜采对作文极有益;唐代的杜甫,亦证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作文亦有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文艺的精进是不容置疑的,但我觉得“读书、行路”之外,还有“历练涉境”也极重要。
读书是把古人所经历的人生花露,让今人来享用智慧的醴浆;行路是把山川自然的历史壮图,让吾人来开阔心胸眼界,而再加上历练,则能使自己切身涉入人事情境里去。书是死的,山川也是清净的,书读不好,山川游历而无心得,也没有什么怖苦危害。但是事是活的,人心更是难以捉摸,所以做人与处事的历练才更难,处理不善就牵涉到利害成败问题,因此历练涉境才是有血有肉的真生活,要成为大手笔或大师,缺乏涉境的“真生活”怎么行?
读书多了,在说理方面能通达古训先哲;学力厚了,在才思方面能源源不绝;行路广了,在见闻方面能增博增大,但还须涉境深,才能切于当前的人情;历练多,才能常发“见道之言”,所谓“飘零君莫恨,好句在天涯”,飘零的
生活,往往是“好句”的由来呢,因此我想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再加“涉万种境”一句,凭这三句话,才是写好文章、画好画,成为一个大艺术家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