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人深致——“抒情”与“言理”的交融 7

当时的王安石高高在上,并不清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围绕在他身边的一帮小人只知道歌功颂德,蒙蔽了他的视线。一直在外地做地方官的苏轼,对老百姓的疾苦却是感同身受。为百姓代言,为国家的利益申诉,对苏轼来说,件件都是问心无愧的事。就算为此而遭致个人的灾难,他也能够做到心安理得。苏轼是如此,王巩和柔奴也是如此。

问心无愧,用良心来说话,用良心来做事,这是“心安”的基础。

第二层,做人要内心强大。

社会是复杂的,在同样的一个社会,表面上奉行的似乎是一致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事实上,同样的社会却容纳着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有正道直行的君子,也有蝇营狗苟的小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人,有见义勇为的义士,也有明哲保身的庸人,甚至还有落井下石、见利忘义的恶人……不是每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都能获得公正、公平的评价,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一个好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也会遭致非议,甚至遭遇灾难。就像“乌台诗案”后被贬的苏轼和王巩,一片公心换来的只是身陷囹圄、远谪他乡。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在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岂不是会怨天尤人,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脆弱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后来的秦观,因为苏轼在元祐末年的新旧党争中再次遭遇“滑铁卢”,秦观受到牵连也被贬出京城,从意气风发的京官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庶民”,秦观一下子跌落到悲苦忧愁中,并且从此就没有再从苦闷中走出来。而内心强大的苏轼,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以自嘲的口气说过这样两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都是苏轼先后被贬的地方,每次遭贬,贬所越来越荒远,“儋州”甚至还跨海到了海南岛,生活贫困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可是功名事业越失败,苏轼的精神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安贫乐道,越是收获了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巨大成就。在苏轼的心中,“功业”不仅仅是功名利禄的追求,更是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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