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一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一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入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发动引擎。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美国1997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以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这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没有准确对接。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