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于培育出了一种又一种回忆，它们常常令我们自己感动，让我们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地委屈或者义愤。我们其中的一些人，一旦遭遇到纷争，为了抢占政治上的优势，最方便的手段就是揭发对方的红卫兵之类的出身问题，完全忘记了自己也白纸黑字地写过举报信或者效忠性的阶级斗争文学，在当年的日子里一点儿也不缺少凶狠和专横，甚至比红卫兵还风光得多；一旦准备向现实利益伸出长长的手臂，最现成的方法就是倾诉和渲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血泪史，摆出一副人人欠了他三百吊的姿态，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时也曾靠不义或者怯懦，换来过相对得势、相对安逸、相对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的好光景……而这些当年复杂格局中的细微差别，错和更错之间的差别，惨和更惨之间的差别，耻辱和更耻辱之间的差别，只为当事人寸心所知，后人和外人是很难了解清楚的……比方说那些对中国故事一听就可以听傻的外国记者。那么，谁不愿意把这十年搅成一潭浑水，然后一拍胸脯让自己冒充受难最深重的耶稣呢？
如果在十年之后，谁都只会指责别人，谁都只会在历史责任面前把肩膀闪开去，那么除去那几个渐渐抽象成符号的恶棍之外，关于十亿人的沉重历史就成了没有肇事者的事故、没有角色的戏剧、没有音符的旋律，最终是精神上的无。
如果事情只能如此，苦难和流血，终将失去任何重量。
如果事情只能如此，我们在指责日本政客否认“二战”时期侵华罪行的谎言时，在指责德国新纳粹拒绝承认奥斯维辛集中营真实性的劣迹时，在指责法英美等西方强国从不在他们的历史教材里提起“火烧圆明园”一类的殖民历史的虚伪时（虽然这些“二战”的胜利者和人道主义者对日本和德国某些势力的自我粉饰同样不满），会不会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凭借什么只指责他们谋杀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