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吉田松阴更具理论性、影响也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在他的文明解释中，更是娓娓阐述了满腹的歧视。那样露骨的他者歧视，在今天假惺惺的文明气氛中读来，竟让人不敢相信白纸黑字。但是无疑，这位日本式帝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讴歌的，就是吞噬弱小的殖民主义。
他在《脱亚论》中的述怀，最为著名：
为今日谋，我国不可犹豫于邻邦，待其开明然后共图兴亚。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至于支那朝鲜相交之法，无须因邻国之故而顾虑。惟径以西洋人风，予之处理可也。与恶友交亲者难免共有恶名，我应自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
日本学到的阳明儒学，是简化和畸形的知行合一。军舰，既然它最重要，日本就不顾一切要得到它。幕府仰求法国助力，礼聘了正在上海修造炮船的法国技师贝尔尼，在横须贺创建了最早的制铁所和造船厂。后来幕府灭亡，明治亲政，这个国家并没有废止敌功。事业由新政府继续，把法国人创建的摊子，一直发展成海军造船厂、横须贺海军工厂。
仅在一年之内，横须贺就已尝试了“苍准丸”“震风丸”的建造但都失败了。于是造船厂拦上幕布，点起灯笼，于“黑船”来袭的次年即1854年，造出了日本第一艘洋式军舰“凤凰丸”。再过一年，胜海舟、榎本武扬等大弄潮儿被派赴长崎，1855年在那里建立海军传习所，日本的近代海军随之诞生。
新式军舰重于一切。“黑船”次年，日本向荷兰订购了一艘三桅十二炮的军舰“咸临丸”。
这艘船没打过什么仗，但它的隐喻，含义巨大。1860年，“咸临丸”载着福泽谕吉和胜海舟等日本政治家和海军将领，离开横须贺的码头。它和福泽谕吉完成了一对互佐的比喻：福泽谕吉很快就要发表他著名的背弃亚细亚，吞噬朝鲜、中国的理论，为日本民族举起“脱亚入欧”的旗帜；“咸临丸”则作为美国军舰的伴随舰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处女航——它隐喻了日本国家今天的世界角色。
这一切，距他们震惊于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距他们立誓发愤突破殖民主义罗网和被人鱼肉的命运，仅仅过了十五年。
而距离甲午年的战争——距离他们最后张开大口、实践以蛇吞象吃掉中国的预想——也仅仅还有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