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变成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可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写《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与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
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给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个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亢虎的晚节难全！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批评大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us）道：
Ultima Primis cedebant.（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
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厚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1961年7月15日在碧潭山楼
［后记］
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期（1971年11月1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4月8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4月14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3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3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一场“棒子战”了！（1963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