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日，我在《传记文学》和《文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篇现代史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徐道邻先生的，一篇是批评胡秋原先生的，我批评他们的重点是说他们曲解现代史，并改写亲人或他们本人的历史。我写这种文章只不过是在维护一个学历史的人起码的求真态度，也无异是一个以研究现代史为职务的人的职务报告。我这样做，压根儿就没想到有什么“诽谤罪”会掉到头上来，因为我们的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中明明规定“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是“不罚”的。
可是，像许多“因史贾祸”的倒霉人儿一样，我却吃上了官司——胡秋原先生在法院控告我，第一次宣布我有五大罪（其中包括四小罪），第二次宣布我有十八大罪（其中包括三十八小罪），加在一起，足有大罪二十三，小罪四十二，此外还哩哩啦啦地有些零星小小罪。这些大罪小罪小小罪，我必须抱歉我直到今天还没“发掘”清楚——我之所以用“发掘”两个字，实在是因为胡秋原先生的申文内的技术太缠绵了、太不清楚了……和他那些疲劳轰炸式的长文章一样，教你看得头昏脑涨，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唯一的感觉是他把你缠得有点神志不清，好像真觉得罪该万死了。这种效果，也许正是胡秋原先生的战术吧！
既然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法院里来裁判，我也只好收下传票，对簿公堂。打官司，在过去要找“刑名师爷”，现在要请律师，可是我是一个穷光蛋，哪儿有钱请律师？虽然前后有三位素不相识的律师愿意义务代我辩护，但是我有一点怪毛病——总觉得空空劳烦人家说不过去，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请律师了，还是自己来。
出庭的时候，胡秋原先生除了委托了一位律师以外，还当庭宣布他自己就有律师资格。这种宣布引起我一点考证的兴趣，我心里想：“胡秋原怎么会有律师资格呢？”
退庭以后，我仔细研究他的履历，发现他从闽变时荣任所谓“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开始，三十年来，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律师的头衔，而他这次出庭，居然表演本人既是律师却又另请一个律师的闹剧，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答案，在我翻看《六法全书》的时候居然找到了。
《中华民国律师法》第一条记载着：
……经律师考试及格者。得充律师。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前项考试。以检核行之。
……
三、有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第四款或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之资格者。
再查《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是这样的：
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
三、曾任立法委员三年以上者。
根据这两条法律，想不到原来堂堂“中华民国”的“律师”和“简任推事或检察官”只消当了三年“立法委员”就可唾手而得！
这种荒唐的法律，是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怪法律！
其实怪还不止此呢，《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上又说：
最高法院院长。应就有下列资格之一者遴任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