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脑袋，又接着说：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摩登衣服，走的却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本身就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个否定我们中国女孩子的人——实在感觉到我不要她们了。这并不是我不想要她们，而是我没有资格要她们，我这个三尺微命的文人，静不能测字，动不能救火，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见容于《联合报》，教书不见纳一女中，只会喝几杯老酒，吟几句臭诗，谈一谈风花雪月式的恋爱，最后还鼻涕眼泪焚书退信以终，看巧妇伴拙夫而去，自己则以‘佳人已属沙吒利’自哀，人间还有比这更公式化的事吗？”
我静听他说完这段漫长的高论，然后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也没回头，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论与偏见使我燃烧、使我困惑。我甘愿做凡夫俗子市井中人，追大家想追的，要别人想要的，我才不要做什么不要女人的超人，我要做沙吒利！
三年过去了，我又走过那块草地，可是莠草淹没了它。风吹过来，吹动了几朵小黄花，但我也看不到那个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贝湖畔的一个黄土坡上，也许他正在神游乐土，那里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还在继续他的否定，否定使他远离了她们，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底下，他漠视成片的云彩。云彩永远不会属于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无语地，在黯淡的天边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1961年4月11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联合报》副刊1961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