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由容闳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接受教育的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4年4批赴美的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3批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20世纪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嗣同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的完整教育体系：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岁~11岁进小学院，11岁~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