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注意到了精神活动与低级器官之间的隐秘联系，并试图搅乱它们的界限。在“自然人格”和“伦理人格”（清洁、节俭、高雅、严肃）之间，他更偏爱前者。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消解性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是对严肃、“高雅”的权力话语的反叛。正像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话语方式时所指出的那样，将高雅的东西粗俗化，将精神的东西物质化，就是一种瓦解的方式。遗憾的是，高行健的这些想法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停留在故事间歇的议论之中，并没有形成他的叙事风格（《巨人传》和《格列弗游记》的整个叙事风格，就是一种统一的“排泄叙事”风格）。理性与感性的分离，主题与表达的错位，透露出高行健在艺术表达上的软弱无力。所谓的“排泄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躯体叙事”。然而，高行健有的只是一种观念上的“排泄叙事”，“时代语汇”（观念、意识形态）的毒素入侵得太深，造成了其肌肉的过分紧张，因此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
厌女症
在高行健那里，“排泄叙事”不过是一种语言发泄，或者说是一种在虚拟世界里完成的复仇游戏。而它的现实对应物却是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在高行健的小说中，令人厌恶的人世是可以逃避的，但女人却是无法逃避的。在《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两性关系的纠葛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在偏远的乌伊镇、在五七干校、在农村、在香港、在法国边境，无论在什么地方，女人就像一个影子跟随着他。高行健对两性关系描写的某些章节，写得还是很好的（比如《一个人的圣经》中“我”与另一个主人公“倩”的爱情）。抛弃历史和现实，抛弃令人厌恶的政治，在爱欲的游戏中达到两性合一、阴阳一体的境界，是高行健叙事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我们发现，高行健笔下的两性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的对峙状态之中。他们或者反目成仇，或者因外部压力而分道扬镳。在两性关系上，写得多并不等于真正理解了“爱欲”的真谛。正是在这个作者用力甚多的地方，透过他的语调和叙事方式，我恰恰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厌女症”。这是他的厌世情绪的一个变种。
“我眼中的女人无非我自己制造的幻象，在用于迷惑我自己，这就是我的悲哀。因此，我同女人的关系最终总失败。”［法］高行健：《灵山》，162页。高行健笔下的人物认为，他们跟女人的关系之所以失败，原因是他们有一个过于美好的幻想，而现实中的女人与这个幻想不相吻合。他习惯于从主动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发现自身所携带的文化病菌。他试图治疗别人，却忽略了自身的疾病。《灵山》事实上只有两个人物，一个讲述者（男，引诱者），一个倾听者（女，被引诱者）。叙述的过程就是引诱和宣泄的过程（最终当然是要达到“排泄叙事”的报复目的），同时也是治疗的过程（对意识形态压抑下的精神阳痿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