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学病案 6

高行健注意到了精神活动与低级器官之间的隐秘联系,并试图搅乱它们的界限。在“自然人格”和“伦理人格”(清洁、节俭、高雅、严肃)之间,他更偏爱前者。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消解性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是对严肃、“高雅”的权力话语的反叛。正像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话语方式时所指出的那样,将高雅的东西粗俗化,将精神的东西物质化,就是一种瓦解的方式。遗憾的是,高行健的这些想法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停留在故事间歇的议论之中,并没有形成他的叙事风格(《巨人传》和《格列弗游记》的整个叙事风格,就是一种统一的“排泄叙事”风格)。理性与感性的分离,主题与表达的错位,透露出高行健在艺术表达上的软弱无力。所谓的“排泄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躯体叙事”。然而,高行健有的只是一种观念上的“排泄叙事”,“时代语汇”(观念、意识形态)的毒素入侵得太深,造成了其肌肉的过分紧张,因此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

厌女症

在高行健那里,“排泄叙事”不过是一种语言发泄,或者说是一种在虚拟世界里完成的复仇游戏。而它的现实对应物却是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在高行健的小说中,令人厌恶的人世是可以逃避的,但女人却是无法逃避的。在《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两性关系的纠葛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在偏远的乌伊镇、在五七干校、在农村、在香港、在法国边境,无论在什么地方,女人就像一个影子跟随着他。高行健对两性关系描写的某些章节,写得还是很好的(比如《一个人的圣经》中“我”与另一个主人公“倩”的爱情)。抛弃历史和现实,抛弃令人厌恶的政治,在爱欲的游戏中达到两性合一、阴阳一体的境界,是高行健叙事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我们发现,高行健笔下的两性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的对峙状态之中。他们或者反目成仇,或者因外部压力而分道扬镳。在两性关系上,写得多并不等于真正理解了“爱欲”的真谛。正是在这个作者用力甚多的地方,透过他的语调和叙事方式,我恰恰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厌女症”。这是他的厌世情绪的一个变种。

“我眼中的女人无非我自己制造的幻象,在用于迷惑我自己,这就是我的悲哀。因此,我同女人的关系最终总失败。”[法]高行健:《灵山》,162页。高行健笔下的人物认为,他们跟女人的关系之所以失败,原因是他们有一个过于美好的幻想,而现实中的女人与这个幻想不相吻合。他习惯于从主动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发现自身所携带的文化病菌。他试图治疗别人,却忽略了自身的疾病。《灵山》事实上只有两个人物,一个讲述者(男,引诱者),一个倾听者(女,被引诱者)。叙述的过程就是引诱和宣泄的过程(最终当然是要达到“排泄叙事”的报复目的),同时也是治疗的过程(对意识形态压抑下的精神阳痿的治疗)。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