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悲喜剧场景的远方，当然还有另一幅更为巨大的天幕，那是人类两性关系的典范（圣母和圣婴）。圣母和圣婴，是爱欲的形而上学与生理学的最完满的结合。这正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奇异的流亡者（阿廖沙）的逃亡背景。在阿廖沙这里，“自救”的问题(也可以说世俗“肉体”问题)暂时被忽略了，这一点遭到了精神分析学的质疑。但高行健试图在异性肉体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圆满的个人自由之梦，上演一个自足的爱欲游戏，这同样十分可疑。叙事者一再提醒玛格丽特，不要回忆，“回忆对他来说就是地狱”，在无孔不入的恐惧（监视、揭发、迫害、暴力）面前，他需要的是一个时间终止的现在。他选择了一条小乘自救之道，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消极逃亡”的道路：通过退回内心而恢复某种统一性。而她，一位德国籍的犹太女子坚持要回忆，要追寻。她要的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历史身份。这种追忆尽管沉痛，但她要的就是这种背负十字架的“自虐”，就如同她需要性虐待一样，这是她的种族特有的方式。我们无权对这两种态度进行评判。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还有我们大家，都是医治无望的人。我们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可以逃离某个具体的情景，却逃不出我们业已病变的心灵。在心灵疾病得以治疗之前，任何游戏（语言、性爱等）都要失败。
作为一种有疾病的人，就这样成了历史（包括个体成长史和种系发生史）精神病院的永久囚徒。因此，个体神经症的病源不只是一个生理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问题。没有纯粹的游戏语言，到处充斥着疯狂的病态语言（从前是暴力的、集权的，现在是市场的、金钱的）。将两种语言（“疾病语言”和“游戏语言”）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典型的“巫术语言”，这是一种反理性、反历史的通灵语言（这种语言在小说《灵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与健康的游戏语言相比，“巫术语言”是一种病态的游戏语言。这是人类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识别和清理这种病态语言中的毒素，一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记忆障碍
历史记忆像细菌一样附着在词汇之上。在通往历史黑洞深处的道路上，到处都竖立着词语病毒的路标。对词语病毒这个路标的识别，需要身临其境，介入得越深，识别能力就越强。高行健就是一个身临其境，并深深介入过的人，因此有切肤之痛。如今他突然变成了那一事件中的“异己分子”，他抽身而出，向我们抖落了词语病毒的隐私，揭露了词语黑社会的内幕。在高行健列出的语汇表中有这样一些关键词：领导和群众，单位和个人，同志和敌人（牛鬼蛇神），计划体制的物质符号（户口、档案、粮油本、住房），等级制的符号（26个工资等级、黑五类），革命和反革命（造反和挨整、为人民服务和劳动改造），“狠斗私心一闪念”（交心、检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