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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夏忠的命运。
一九七○年九月十六日,夏忠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中午,天空忽然暗淡了一会儿又亮了。那时,他有了第二个孩子,仍然是个男孩。取名叫钟继超,意思是继续超生。在岳父的意识中，似乎是把这个年轻的男人用来为他钟家生儿子的,他恨不得把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他，让他每年为钟家生三个男孩。那样,就再也没有人骂他断子绝孙了。所以,那几天，家里客人不断，都来祝贺钟家又多了一个男丁。钟书记对所有人都高兴地说，这下有了两个男孩，仿佛那是他的儿子似的。三天后的一个中午，他看到钟书记——他的岳父，有时是他的钟书记——拿着一张报纸对他说，这一家人死得太惨了，老的死去也罢了，何故小的也跟着如此。他将报纸接过来。几年来，他一直要求钟书记把报纸看完后拿来让他也看看，每一次，他都是迫不及待地看有没有他父亲及家人的消息。庆幸的是，一直没有看到，然而那一天，他瘫了。他看到报纸上报道，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母亲跟着受难，报纸上说他们在三天前的凌晨四点上吊自杀，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跟着上吊了。
就在大家都抢救他的那当儿,钟书记又一次拿起报纸，仔细地看了一下，沉思了一阵，便对自己的女儿钟秋香说，这个孩子也许是夏忠先人投世的。
话说夏忠醒来后，看着老婆秋香说，报纸，刚才我手上的报纸呢。老钟把报纸给了他。他又看了一眼，大哭起来。老钟无言地走了。这一下，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女婿是怎样一个人，他也知道这个女婿从现在开始真的跟他一条心了，但他还是有一些伤感。
他立刻要上北京。他向家人讲了他爷爷给他们卜的那一卦，没想到真的应验了。按照爷爷的交代，他最好不透露自己的身世，也不要去北京，但是，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的岳父犹豫了，这个在柳营村里一手遮天的人物面对茫茫世界和光辉的北京，他自卑得无地自容。但他还是坚决地决定，与女婿一道去一趟北京。他认为只有他能让女婿平安回来。两个男人就此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夏忠不敢出现，一切都由岳父替办。但他们去的时候，人已经全部被火化了。他们到墓地找到了一家人最后的流落地，那小小的牌位，连个他在大西北常见的坟墓都没有。他流着泪在那几个牌位前烧了纸，然后一直坐到天亮。在第二天的凌晨，他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叫他，原来他坐在那里睡着了，岳父也睡着了。他以为是追捕的人到了，吓得赶紧四处查看，没有一个人。他想，可能是做梦吧。他赶紧叫醒岳父匆匆走了。
他陪着那个可怜的老农民到天安门广场上站了片刻，看到老农民跟无数的人一样，在那里流着热泪。一刹那间，他也流了泪，为他的家人和他的命运。他又领着岳父最后去看了一下原来的家，现在已经被当成了造反派的司令部。那一刻，他突然庆幸自己遇到了面前的这位农民。他们在北京买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大白兔奶糖，各式花色的衬衣领子 （ 即那种外面看起来里面穿着衬衣，实际上只是一个领子，穿在外衣里面、秋衣外面 ），还有一本 《 服装缝纫工艺操作 》。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的唯一礼物，秋香视它为珍物，一直保存到老死。他就那样成了一位农民，与城市再也无关。
但他永远是一位流浪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多余者，局外人。在钟书记的帮助下，从和钟秋香结婚后，他就与农场脱离了关系，但他并不愿意像老岳父所说的那样想去当一位小学老师。在柳营村里，能够当一名小学老师是多么光荣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脱离了农民，从此可以逃避太阳的辐射和土地的束缚。夏忠却愿意晒着太阳，贴着大地。在农场的这些年，除了大饥荒的那几年外，他在广阔的大地上奔跑，在奔腾的山河间瞭望，在无限可能的空间里想象，他从小孱弱的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现在他不但从不生病，而且原来在地窑里有点不舒服的关节也莫名地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