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 绪论（4）

反移民潮到伊拉克战争，这两者有何关系？这些事件动机不同，动员的规模也不一样，表面上确实很难同日而语。不过稍加细想，两者有一点倒是共通的：两者面对的都是他者。就战争而言，卡普钦斯基的话很值得我们推敲。他说：“我们很难为战争自圆其说；我想每个人都是战败者，因为这是对人的挫败。战争暴露了人没有能力与他者妥协，同情他者，对他者仁慈与理性，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面对他者的结果总是悲剧，总是流血与死亡。”（Kapuściński，2008：82）如果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看到的，是西方某些强权蛮横自私的一面。显然，在后殖民与后冷战时代，其帝国本质仍然没有多少改变。布莱尔说没有预料到入侵伊拉克后所出现的梦魇，其实跟某些反移民者的内心没有两样，都是因为傲慢，对他者的文化漫不经心，缺少耐心与兴趣。布莱尔可以对1000多位英军死伤者与其家属致歉，并且把《一段旅程》的预付金与日后的版税全数捐赠皇家英国军团协会，以帮助伤亡军人家属，可是对千千万万死伤的伊拉克人却只有遗憾，并无一丝愧疚，也无一语道歉。入侵伊拉克（包括后来美军的虐囚事件），乃至于晚近的反移民潮，透露了有些人在面对他者时所仰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围堵他者，羞辱他者，驱逐他者，甚至终结他者的生命。反讽的是，这样的生物政治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对自己生存的威胁。所有的修辞包装在层层剥开之后，最后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欲望。只是欲望是真的，威胁并不一定。前面曾经说过，他者有时候只是代罪羔羊。巴特勒（Judith Butler）晚近多次论证，生命何等脆危（precarious）。从反移民潮，从伊拉克战争看来，有些人的生命要比另一些人的更为脆危。用巴特勒的话说，他们生命的脆危性（precariousness）出现“不平等的分配”（Butler，2009：22），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存续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主流社会、国家机器或国际强权无不处心积虑想要摧毁这些条件。巴特勒以众生平等的立场，提出“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的观念，不过她也了解，这个观念可能会被有些人利用，“作为区分值得存活的生命与可被摧毁的生命的基础——这也正是为支持某个战争而努力的理由，辨识一方面是具有价值的、值得让人悲伤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是不值得一顾的、无须为之悲伤的生命”（Butler，2009：22）。不幸的是，这正是伊拉克战争与晚近一连串反移民事件的认识论基础。这也是有些人排斥异文化的深层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