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围着文学忙碌，却总是令巴尔特感到多少有点惶恐:他感叹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的力量(专学“专学”或“有关个体的学问” （mathesis singularis）是巴尔特针对“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提出来的概念。《明室》有多处解释，例如这是“一门有关每个对象的新科学”（第三章开头)，“一门有关每一个独特的存在的不可能的科学”（第70页)。——译者注的丰富性)，22可是也被写作的无权势的力量吸引，以为它证明批评家(作家)有权“追求……对于形式的一种责任”(L，17)。因此，对于元话语(有关某某的话语升格为大包大揽的话语)的把持者来说，与一个顽固鼓吹“文学当中的自由的力量”的巴尔特相比，一个寻找前所未有的形式，追求至爱之书的巴尔特也是不可容忍的。这种自由的力量“不依赖法人和作家的政治取向”，而且，“根据这个观点，塞利尼的重要性不亚于雨果，夏多布里昂的重要性不亚于左拉”(L，17)。这种对于文学的不确定性的越来越明显的发掘和实践(写作)，这种永远以失败告终的偏执和最终会丧失的享乐，我们必须看到，各方面都为使这种肯定落空而竞相采取行动。在他们眼中，巴尔特是不忠诚的，可是，他应当忏悔的不是背信、倒退和放弃，而是遭到禁止的乱伦的爱情。在《关于小说的想法》里，萨德要求小说作家把自己变成“生母的情人”，变为自然(然而是萨德的自然……)，除非作家对这种乱伦“永远不写任何东西，我们也永远不去阅读”。头一个应当反复阅读的巴尔特的主题就有些乱伦的意味，而且一直引得人们对其作品多少心生疑窦。他毕生都是文学的情人，既清醒，又无理智，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如果他的作品需要一份题词，那么不妨这样写:“我大力实践一种迂腐的写作风格，这不正说明我热爱文学吗？这难道不恰恰表明，在文学凋谢时代，我爱她爱得肝肠欲断吗？”。如果进一步尝试为他找一段结束语，那就应当选取他在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讲》里发出的呼唤，其雄辩的文风透露出一丝悲情(在感性诉求的意义上，结合了想象域和他谈到米什莱时所说的观念形态):“如果说，出于某种无以命名的极端社会主义或野蛮行为，我们必须从教学体系剔除除一门以外的所有学科，那么这门应该幸免的唯一学科就是文学，因为一切科学都出现在文学的丰碑上。”(L，18)
我们可以认为，罗兰·巴尔特的“生涯”之所以从未从多舛的命运里获取什么，这完全归功于这种肝肠欲断的爱情。下面，我们将寻找这场爱情的痕迹，既要从多少是“科学性”的、在不同程度上被人遗忘的文章的丛林里，也要从世人皆知的作品里，直至边缘地带，即巴尔特度过了交往、阅读和写作的岁月的那个高处的世界:他的魔山。
因为，这种肝肠欲断的爱情既显露了作品的螺旋形发展，又照亮了理论和评论的曲折变化。死亡迫使巴尔特停止了追求爱情的形式，此时仍然是这种爱情最终成就了作品的道德。这场追求从未使“正式的”研究脱离伦理的再发现，即巴尔特勇敢地顶着潮流宣布的个人价值和享有隐私的权利。在他那里，政治的和伦理的“温和的”追求与他所憧憬的文学复兴是不可分割的。巴尔特的道德观是一个微妙的衡量尺度，一种“语境的道德”，它挑战无所不包的严苛的道德规范，蔑视“假道德”的膨胀，它因此有希望找到同盟军——不仅在昔日的维托·贡布罗维奇、阿诺·施密特的小说世界里，也在当今的米兰·昆德拉、吉奥乔·阿冈本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里，也就是凡是对于权势下的个体的思考都借助“表象的力量”之处，借助《就职演讲》认为文学所具备的“乌托邦的功能” 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