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使嫁妆暴涨的影响（尤其是在威尼斯），越来越多的年轻姑娘被指定去女修道院做修女，这可以被部分解释为一种家族策略，用以避免过高的嫁妆重负。在佛罗伦萨，为了使父亲们能够募集到嫁妆所要求的资金，15世纪初就创建了一种在国家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特殊制度，即嫁妆基金制度（MontedelleDoti）。根据这种制度，一位佛罗伦萨人的女儿出生时，他将会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女儿结婚时，这些股票能连同利息一起被兑换成现金。
在许多城镇中，同样象征了婚礼仪式公共性的财产交换是通过一场从新郎家到新娘家（或反方向）的财产游行来展示的，只在奢华程度和规模大小上有所不同。意大利僭主之女的丰厚嫁妆和华丽嫁奁通常由专门的税收来支付，这也象征了她们父亲领地的财富。公民个人并不被鼓励去仿效这样彰显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奢华。在佛罗伦萨，一部分嫁妆通常会被用于为这对夫妇购买家具，通常包括用于储存嫁妆中的衣服、布料和珠宝的箱柜。这些现在被称为新娘用品箱（但最初被称作保险箱）的有彩绘和包金的箱柜，是许多作坊的寻常产品，但是并不廉价。这些作坊所提供的故事主题基本都是来自古典的、浪漫的传说或者是圣经里的故事，例如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婚礼，帕里斯诱拐海伦，等等。这些故事既令人愉悦，同时也是一种警示。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婚礼并不仅仅借此来表现一场婚礼仪式，它也在提醒人们一个事实：即使是埃及女王也要在她丈夫的智慧面前折服并听从于他。对于夫妻之间的正确关系来说，这样的寓意包含一个重要的公民维度，因为夫妻关系被视为国家本身的一种构造单元。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Ficino）在写于1482年的专题论文《论灵魂永存》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他声称，“独有人类是如此尽善尽美，以致他首先是自我控制（这一点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做到），然后是管理家庭，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以及号令整个世界。”如此说来，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妻子或家庭的男人，就不能成为更大范围的统治者。
佛罗伦萨最多产的箱柜画家阿波洛尼奥·迪·乔万尼（ApolloniodiGiovanni，1415—1465）和马尔科·德尔·博诺（MarcodelBuono，1402—1489）的账簿显示，从1446年起，这种绘有叙事性画面柜子的购买者范围已然相当广泛，从城市中一些最重要的家族到羊毛贸易中的染工都会购买这样的家具。在这份文献中，新娘本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起过。购买这种箱柜的客户通常是新娘的父亲或者其他男性亲属，偶尔也会是她的未婚夫，只有极少数的例子是由已婚姐姐这样的女性。有两个分别来自佛罗伦萨和曼图亚的、相对证据确凿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以及花费在其上的钱财。前者是伦敦科陶德学院画廊（theCoutauldInstituteGalleries）里的一对箱柜，它们是为佛罗伦萨贵族洛伦佐·迪·马泰奥·莫雷利（LorenzodiMatteoMorelli，日记作家乔万尼·莫雷利的一位亲戚）迎娶佛罗伦萨富翁之女瓦贾·迪·塔纳·内利（VaggiadiTanaiNerli）而于1471年制作的［图140］。这位新娘带着一笔2000弗罗林的巨大嫁妆。
在期待着她来临的同时，新郎花了大约100弗罗林来准备他们将来的卧室。他买了一张新床、一幅床帷幔、一对箱柜和一个神龛，并且安排人重新装饰了这间卧室，更新了房间中较早的一些作品。在委托制作这对柜子时，他用大约21弗罗林从一个木匠那里购买了箱柜的框架，然后又总共花费了大约40弗罗林，分别让雅各布·德尔·塞拉约（JacopodelSellaio）和其搭档比亚焦·达·安东尼奥（Biagiod\'Antonio）在这两个箱柜上绘制上新作品，价格如此高昂可能是因为有大量包金并使用了高品质的颜料。安装完毕之后，这对箱柜可能会成为其所在房间的主宰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