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经过一夜的咣咣当当，终于在凌晨五点多停靠在北京站。我们看看站外，灰暗的路灯下，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最早的公交车要到6点以后才有。父亲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5年前，往伯父家去的路线基本上要靠记忆了。
6点以后，天刚蒙蒙亮，我们背着行李出了车站。父亲说，北京有地铁，坐着很快，从北京站坐地铁到前门站下，再从前门站坐5路车到德胜门换乘345路到沙河下车。
我既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头一回到北京，一路上自然要听父亲的安排。我们到北京站地铁站坐上了地铁客车。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前门站。一出前门站，呈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多少回在电视里看到的天安门广场。远远望去，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是中国人民爱戴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我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一股暖流顿时涌了上来，一种神圣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北京，中国的心脏。这个华北平原燕山脚下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在世人的心目中既神秘又伟大，更是多少国人向往的地方。经过几百年风雨洗礼的紫禁城更是成了北京的代表性建筑。而在这个古时只有“真命天子”才能涉足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竟然被一个操着浓重湖南乡音的汉子站在她的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选择了全国人民。这个被中国人民尊为“神”的领袖人物，在紫禁城西一隅的中南海里住了27年，领导者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他在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心目的神圣位置，是永远毋庸置疑的。任何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下时，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他信奉何种宗教，当翘首仰视伟人画像时，无不在瞬间被他那慈善中带着威严、藐视一切的眼神所震撼。
换乘到5路车后，我们在城里经过几条大街和小巷的穿梭，到达了德胜门。下了车我发现德胜门西有一个地铁站口，上面写着“积水潭”三个字。忙告诉父亲我们坐地铁在前门下早了。父亲苦笑了一下说，“原来到北京总是在前门下车换5路车，看来北京的发展真快。”
在德胜门又换到345路公交车上后，我们经过几个立交桥便出了京城，往昌平县城的方向出发。大约走了有20多公里，我们在沙河镇下了车。我原以为到了，深深松了口气。而父亲却说，镇上离伯父家的住所还有10多里路，没有车，还要步行才能走到。
这时天已完全大亮了，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我和父亲坐了一夜的火车，只是在头天晚上在洛阳火车站简单吃了点东西，还真有点饿了。便和父亲在沙河镇路边的一个小饭店坐下，吃了早饭。
吃过早饭，我和父亲背着行李往伯父所在的部队走去。北京的冬天比老家要冷得多，走在路上，虽然身上不冷，但迎面而来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生疼生疼的。我们背住行李走走歇歇，大约走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在十点多到了部队门口。执勤的哨兵见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很认真地检查了一遍才放行。
伯父家在军营西南角的团职楼一单元二楼。1955年朝鲜战场上战事正紧，国内还在剿匪反霸时伯父参军入伍。那时，村里和伯父一起去当兵的有五六个。三年后，那几个同乡都退伍回老家了。伯父认为在部队还能吃上饱饭，在家也是饿肚子，就留在了部队。伯父先是在西安航校上了几年学，六十年代又以专家的身份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指导建设机场，一年后回国。那时伯父的军衔就是上尉，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提到上校军衔。很多比他入伍晚几年的战士，军衔都比他高。对此，伯父看得很开。
我和父亲敲开门时，开门的不是伯父也不是二伯母，而是二伯母的妹妹晓婷姨。显然她知道我们要来，只是惊讶地问我，“你伯和你娘去沙河接你去了，路上你们没有碰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