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7年，整个中国政局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高潮中夭折，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被血腥地镇压和屠杀。本以为在大革命中看到了些许光芒的中国，瞬间又被打回了黑暗的时期。曾经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许多青年人，陷入了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痛苦、绝望与惆怅中。“在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向左转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危机，而不是找到了发展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为了躲避白色恐怖，戴望舒等人撤离校舍，在施蛰存家短暂躲避。施蛰存的家成了青年们的“文学工场”。1928年，戴望舒在“文学工场”辛苦地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那年，戴望舒22岁，而施绛年18岁。男的风华正茂，女的具有“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路上的小语》）。刚开始，戴望舒只是把她看作小妹妹，但是在日久相处的过程中，戴望舒一头掉进了情网里，不可自拔。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两个人是不合适的。戴望舒具有诗人般的敏感的心灵，他注重的是精神的契合，他追求的是一个精神的伴侣；而施绛年活泼好动，注重物质享受，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爱慕虚荣。两人性格的差距决定了日后的无限波动与沉哀的结局。
施绛年或许是碍于哥哥的面子，从一开始就对戴望舒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正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戴望舒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够追上施绛年。于是，这两人就在一起了。施绛年帮助戴望舒抄抄稿子，陪他散散步，就像一对普通的恋人那样。陷入热恋中的诗人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狂热的。爱情的甜蜜让他快乐，同时让他感到更大的痛苦。戴望舒无法完整、独自地得到爱人的心。在这种痛苦与甜蜜交织的感情的驱使下，诗人写下了许多热烈的、颓唐的诗句。然而即便是这样，施绛年的态度仍然是不明朗的。1931年，戴望舒在追求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了与幻灭的爱情共同毁灭。施绛年心软了，答应与戴望舒订婚。但是附加条件是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回国找到体面的工作以后，施绛年才愿意与他正式结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国留学与现在相比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对于像戴望舒这样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来说，出国后他必须一边做工一边求学，其辛苦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戴望舒太爱施绛年了，诗人是盲目的，为了爱情，吃再多的苦他也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