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吗?——访王任叔故居(8)

五、进入历史的写作

读王任叔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时,我同时展读的还有列入“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沈从文的《长河》,这也算是一种比较阅读吧。在王任叔进行历史、土地、革命的宏大叙述时,沈正在用文字的青石垒砌他精致的美的小庙。说实话,在现代作家中,我没有见过比王任叔的文字更没有个性和没有节制的了。三四十年代是白话文的生长期,文风炽盛,有鲁迅的冷峻、知堂的冲淡、钱钟书的博识和沪上新感觉派的五光十色。文学史家通常把二三十年代的王归入乡土小说一脉。但在我看来,他的乡土气味也有点不明不白,用庞大的欧化的句式来写浙东乡间总觉得隔了一层。但不能不承认,阅读他的小说还是有某种东西打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忖这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力量来自他对暴虐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莽秀才造反记》里农民“反教平洋”暴动中那些嗜血的场景的描写,笔触的阴冷真让人窒息。造反后的农民发疯似的笑,动怒,商量如何杀死曾是族人的品松夫妇,刀剐,火烧,用蜈蚣和蛇咬,真称得上是一部刑罚的大典。

“首先由董增祥向赤裸裸的品松老婆的奶子上戳了两刀,然后一挥刀把那个女人的头劈下了”,“那品松的脑袋就象被急激地标出来的血柱送到空中去,落下地滚着,直滚到那女人的头上,张着的嘴就咬住那女人的左耳朵,好象再也分不开了”。特别是村民们围观朱神父被开膛剖腹的场景,那种猥亵的原始思想和盲目的嗜血的描述,更让人有一种生理上的嫌恶。虽然小说家有其批判的立场,但这样的叙述方式总让我感到有问题。

这只是我对王任叔小说的感性认识,不可能像文学史家一样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小说家,王的小说创作自1922年起,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至1928年赴上虞春晖中学执教,计已出版短篇集《监狱》《破屋》《殉》,中长篇《阿贵流浪记》《死线上》《某夫人传》等,以及大量的小说手稿,王任叔已作为“民间小说家”浮上水面。粗读之下,感觉王的早期小说“庞杂不纯”,笔墨摇曳多姿,但总体风格不够成熟。过于欧化,用词繁芜,了无结构。就王赖以成名的乡土小说来说,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他不及王统照、许地山等人。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既缺乏许杰的气势,也没有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的沉郁和细腻。但已经开始显露舒展、从容、哀婉中夹杂诙谐的笔调,有一种甘旨而微涩的气味。综观其小说全景,现代文学史家杨义有一个公允持平的评价:作为小说家的王任叔是晚熟的,但他以此为代价,换得了三四十年代的开阔和深邃。他失去了先声夺人的机缘,却养就了坚实发展的底气。

可以这么说,他的成功之诀,在于及时地找到了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两个波峰:鲁迅的坚实性和文学研究会的革命性。在这个创作转变期里,他置身于大革命的旋涡中,并与变动中的农村和觉醒了的农民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转变使他确立并保持了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他的写作是进入历史的写作。这也是他的小说除了具有社会文献价值,尚能进行美学讨论的一个原因。

50年代修改完成长篇《莽秀才造反记》后,王任叔就不再写小说了,他去操持杂文这一已不合时宜的文体,因文罹祸。1960年后,创作权利也被剥夺了。浩然回忆,他的长篇出来后他去送书,王“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呢,随后把书举在鼻子下,闻闻散发着的油墨味儿。他的眼睛红了,‘却没让泪水流出来’”。

这一细节里传达出了一个再也不能握笔写作的作家的苦闷,而这一苦闷当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作家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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