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３月的最后一天，写白话诗已有三年的应修人，为了会晤诗友，请假一星期，从上海去杭州春游。为了便于相认，他特意拍了一张右手持礼帽、左手拎小皮箱的照片，并在照片后写上“西湖去！”寄给汪静之。两人一见如故，当晚同住同聊，并相约第二天一起游湖。船很小，只能坐四个人，汪静之约了另外两个人，也是写诗的。于是，23岁的应修人，21岁的汪静之，21岁的潘漠华，20岁的冯雪峰，坐在一条瓜皮小艇上，在西湖一路漂游，一路谈笑风生。大家交换诗作，曲水流觞间引为知己。对此，汪静之回忆：“诗社是应修人首先建议的，没有修人，决不会有湖畔诗社。”
这大约有模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等人的味道，这三个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自然为师，在湖畔歌唱田园生活，也被称为“湖畔派”。相隔两个半球，相差一个世纪，但一样的吟自由唱个性，一样地迷离于爱情、纠结于缠绵。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端。而1922年的这个春天，四个中国青年诗人在西湖上反复谈论过爱情与理想、自然和心灵之后，有了成果——诗集《湖畔》。应修人将四人诗歌汇编成书，出版经费为一百九十五元，由他一人自筹。诗集收入六十一首诗，应修人二十二首，潘漠华十六首，冯雪峰十七首，汪静之六首。在诗集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由于出版书籍须有名目，翌日，又是在应修人的动议下成立了“湖畔诗社”。于是，四人一周的偶然聚会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新诗团体，成为一个世纪前西方湖畔诗人在中国的一个对应。这大约是应修人所未曾料到的。
后来，湖畔诗社又有了新成员，如魏金枝、谢旦如等。除《湖畔》外，还出版了三本作品集：汪静之的《蕙的风》，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谢旦如的《苜蓿花》。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引发了关于人性解放的大讨论，参与者既有遗老遗少们，又有新文坛领袖人物鲁迅、周作人等。鲁迅评价汪静之的爱情诗，“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评价湖畔诗社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朱自清则评说湖畔诗人们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也盛赞《湖畔》诗集：“教给我被‘五四’唤醒了‘自我’的青年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住了的心情。”
他们的诗多是爱情诗，在那个时代，爱情醒了，自我也便醒了。一通百通，这便是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人的激情可以做很多超越想象力的事情。应修人当上出纳股主任后每月七十元的薪水，加上他童年时就已显露的善良，也可以做很多超越想象力的事情，比如，出诗集、资助朋友读书、创办图书馆等。激情加上银圆，扫清了应修人奔赴理想道路上的不少障碍。他晨攻夜读，订了读书录，名曰《馋上泥》；他专门备有一只“修人书箱”，收藏书籍，除了自己阅读，也与青年同事共飨；他和十几个青年组织了读书会，规模日益壮大之时，他又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对外称“上海通信图书馆”。当时规定，每个成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图书馆的经费，图书馆就把藏书无条件出借；开放后，门庭若市，他又决定把借书范围扩大到外埠，采用通信借还制，不论什么人只要附上邮资，都可以借书，不收费用，也不要保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