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革命尚处于胜利的余韵之中，革命内部的危机却日益显现。凭借着革命斗士敏锐的洞察力，郁达夫发表了揭露广州政府黑暗、腐败统治事实的《广州事件》一文，此文在唤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创造社内部的矛盾。日渐尖锐的分歧破坏了原本团结、坚定的革命氛围，于是，1927年8月，郁达夫毅然脱离了创造社。暂时的迷失并不会也不能改变他对革命的忠诚，短暂的沉寂之后，郁达夫于1928年6月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一直到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这是郁达夫革命生涯中十分微妙而重要的阶段。鲁迅，这是一个被深刻地烙印在中国革命征途上的名字，当他与郁达夫三个字同时出现在《奔流》的封面上时，电光火石间的碰撞效应一定会令人震撼。不同于鲁迅的冷眼与讽刺，郁达夫以自己热烈而张狂的姿态肩负起了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沉重责任。
轰轰烈烈的狂潮之后必是无可奈何的寂灭，白色恐怖磨蚀了一个斗士锐利的锋芒，尽管身为朋友的鲁迅竭力反对郁达夫搬家去杭州，更以“何似举家迁北地，川原浩荡足行吟”的诗句苦心相劝，可是固执的郁达夫还是去了。那么坚定地转身，抖落了上海弄堂里的逼仄与阴暗，心情里微扬着些许晴朗，他踏上了旅程，为爱、为革命去构筑一个更加安全的避风港。无论之后的故事发生了怎样无可预知的变化，但我始终相信，1933年某个细雨纷飞的星期二，郁达夫是踏着几日来最为闲适的步伐，一路领略着阡陌上浅淡嫩绿而尚带鹅黄的田野美景，愉悦地走进了新居。那是一处临近浙江图书馆的房子，只有东倒西斜的三间旧舍，入住时“沙发是没有的，银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客厅和后轩也均是一派萧条，但郁达夫的心里却仍是蕴着淡淡的快乐，所以他在《移家琐记》中这样描述着：“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好得很！好得很！……”
其实，这并不是郁氏夫妇第一次来杭州了，只是前一次是避祸养病。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短暂的停留，既有好奇新鲜，又有些许离家小别的眷恋与思念，不长的时光也就在这样的矛盾里渐渐地熬了过去。然而这次却是不同的，不为避祸，也不需养病，而是移居。从此生命便与这个地方有了多多少少的牵绊，所以，郁达夫的愉悦便也随着那旅途的风尘与疲惫渐渐地淡去。夫人映霞的美貌和自己的才情足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移居后的场官弄也从未曾冷清过，衣香鬓影里的梦幻、谈笑风生间的从容，可浓厚了的只是满室的寂寥，郁达夫的内心又怎么可以说是不寂寞呢？杭州并不适合自己，或许，在还没有移居杭州之前，他内心便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对于妻子，他还是迁就了。可血液里流淌着的浪漫与不羁注定了他“流浪”般的生活模式，所以尽管他来了，却可能依旧怀着上次那般只做短暂停留的心情。这就与夫人王映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虽然嫁给了郁达夫，但是她的内心却从没有割舍下自己对于故乡生活的贪恋，所以此次迁居杭州，王映霞便是下定了在此终老的决心。这样固执而强大的决心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物质实体——风雨茅庐。而反观郁达夫，却从未对此倾注过任何热情，仅是在房子稍显雏形时做过一文，聊表关心。甚至在新居尚未落成之前，郁达夫便带着那委屈的迁就落荒而逃了。我们并不用怀疑爱情发生时的真实性，但时间的洪流对原本牢固的爱情堤岸的磨蚀却是我们无法估计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姻在他们之间构筑的羁绊就像唐朝女诗人李冶的诗句：“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苦心经营，承载着温暖与希望的爱巢最终成了婚姻的坟墓，浪漫主义再一次在现实面前彻底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