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课程要比我预想的容易，语文课先是学“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后便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算术课更是简单，先是数数，其次是加减乘除。我不能完全肯定我那时的智力是咋样的超凡脱俗，但这些常识性的学识对我来说确实是酥油里抽毛，轻而易举。不过当时的学校教育并不以学习成绩衡量学生的优劣，而是以出身决定一切，说白了就是跟自己的老子有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我的学业在班上数一数二，但我没有一个好老子，我的老子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牛鬼蛇神”，所以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跟我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牛鬼蛇神”，大家见了我就像见着鬼一样躲着我。
学校远在几公里以外的公社驻地银川镇。从庄子出发，翻过迷魂坡，沿着银川河滩一直往上走，就可以看见坐落在银川河旁的银川学校。
学校里不比庄子上那样自由自在，要遵守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清规戒律。这大概是那些所谓过来人的成年人专意为我们这些混沌未开的孩童量身制定的。他们曾经脱胎于这些清规戒律，尝尽了这些清规戒律的苦头，他们把自己吃过的苦总结起来，并不断地充实完善、发扬光大，好让我们按照他们既定的规程有条不紊地成长。但那时我还太小，并不明白成人们的这片苦心，也不在乎那些铁一般坚硬的清规戒律对我未来的生活会带来咋样的现实影响。只是学校里那么多学娃聚在一起，蹦蹦跳跳、有说有笑，着实让我开了眼。正因为这样，我一踏进校门，便对父亲的执意有了一点浅显的理解，并天真地以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家里无法比拟的另外一种快乐。可惜这种心态并没有保持多久，随即发生的一件意外变故，使我对学校刚刚产生起来的很不牢靠的信任，一下子土崩瓦解。
开学不久，班上重新调整座位，我和同庄的王少红分在了一起。
王少红是当年我祖父王烧子的管家王老蔫的孙子，比我大两岁。他长得虎背熊腰，做事笨手笨脚，所以学娃们都管他叫“大蛮牛”。
王少红比我早两年上学，但他学习太差，连留两级，结果跟我成了同班同学。这是命中注定的劫数，我只能自认倒霉。
那时的银川学校穷得掉渣，课桌都是用泥基（ 即土坯 ）砌成的，上面抹了一层粗糙的草泥，疙疙瘩瘩的，一点儿也不平整。破烂不堪的板凳，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而且很难保障人手一份。
我和王少红就因为一个板凳，发生了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