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不幸归咎于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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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理想的社会图景,从来就没有一个定准的范本,它总是相对于某一种境遇而被设想出来,它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挑剔。对于生活在陶渊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严刑酷罚和苛捐杂税等暴政的桃花源就算是理想社会了。对于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又能够获得温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要的教育机会,就已经是天堂里的待遇了。而对于现代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已经想象不出比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更加美好的图景来了。至于贵族,他们对身份和地位的要求是建立在损害和作践别人尊严之上的,他们的理想恰恰是大多数人所要反抗的现实。这些由不同境遇的人蒙在被窝里想象出来的社会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得让人们置身其中开始琐碎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说得清楚。一个饥寒交迫的阶级或族群,会把一个树上挂满面包、河里流着牛油的地方当成仙境,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愿望委屈在心里。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里,他们不见得就能够心满意足,相安无事。让今天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到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里去旅游一个星期也许很有趣,倘若让他在那里活上一辈子则无异于流放和囚禁,他不把那些桃花践踏成烂泥就算是好的。至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如果让今天的城市新贵和白领们移民,他们也会考虑再三的,因为在那里他们只是一介劳动平民,而在这边他们可是人上人啊,尽管他们每天起床都要抱怨这个社会伺候得如何不够周全。为了限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展开,各种乌托邦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公共权力。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单一、集中的社会,劳动作为公民的义务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些性质对于今天的布波族来说,差不多就是地狱的性质了。

通观各种乌托邦的体系,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材料不外乎这么几个要件:财富的丰厚、人身的自由、权利的平等、福利的保障、社会的安定。且不问地球上的资源供应能否与人类欲望的总量持平,且不说这些要件在组成一个社会整体时相互的掣肘、冲克,就算能建设出一个充分具备这些要件的社会,人们置身其中真的就变成乖宝宝了吗?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平等是处于平均线下的人们的梦想;但在一个权利地位财富均等的社会里,超出平等之上就会成为很多人的追求,他们会把这种优越感当成自己幸福的标准,从而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在今天的社会里,就已经有不少人拥有了大大超出自己生活需要的财富,但是,这些富人真的就像穷人们想象的那样幸福和美吗?还有一些人,他们位高权重,手中握有重器,拥有比平等权利更多的特权,但是,他们因此就像底层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乐坏了吗?众所周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身上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他的权力和人身自由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扩张,但是我们知道,权力的中心充满阴谋和暗斗,历史上过得快乐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连一个踏实的安稳觉都没有睡过,这就难怪那些可怜的皇帝寿命总是如此短促。财富、权力对于人的生活无疑是必需的,但超出基本需要的财富和权力,也可能使一个人晚间的步履变得更加凝重和蹒跚,使一个笑容带有更多牵强造作的性质。扛着超出自身需要的东西,除非是出自为社会大众谋利益的考虑,否则对个人来讲真是一种痴愚。很多时候,一个人过得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权力或是权力少了;一个孩子哭了,不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欺负,而是因为自己丢失了心爱的玩具。但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总是训导人们往权力之上去找根源,装扮出一副鲁智深和罗宾汉仗义行侠的凶狠模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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