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先把易卜生介绍给中国人民的是鲁迅。早在一九〇七年，即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鲁迅就对易卜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把他介绍到中国来：“伊孛生（即易卜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也。”鲁迅当时特别看重易卜生的《社会之敌》（即《人民公敌》），推崇剧中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斗争精神，以此热切地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但应者寥寥，正是“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一九一四年春柳社第一次在上海演出《玩偶之家》，为配合这次演出，陆镜若专门写了《伊蒲生之剧》一文（刊《俳优杂志》创刊号），介绍这位世界著名的戏剧家。文中称易卜生为“莎翁之劲敌”，“剧界革命之健将”。但这次演出却不成功，观众反应冷淡。
“当时《空谷兰》之类最是卖钱，……至于《复活》、《娜拉》一类的作品格外不行。”鲁迅的介绍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那时的中国“风雨如磐”，新思想的火光还只在远处闪耀，黑暗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个别先知先觉者的强烈呼唤，也很难冲破这万马齐喑的局面，因而享有世界声誉的易卜生在中国亦难遇知音。春柳社的演出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对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未作根本的动摇。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个体的人始终没有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对于力主抗争，鞭挞庸愚，批判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的易卜生戏剧，一般的观众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代替清王朝而起的是各地封建军阀的统治，其时政治思潮急转直下，一部分革命派文人消极悲观，失去了革命的激情，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股颓废没落的文艺思潮，社会艺术趣味亦随之陡变。一度上演过的《热泪》（即萨尔都的《女优杜斯卡》）、《黄金赤血》（任天知作）、《运动力》（欧阳予倩作）之类的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政治剧，很快为缠绵悱恻甚至庸俗无聊的家庭戏所取代。
《恶家庭》、《雄媳妇》、《怕老婆》、《妻妾争风》等大行其时，时人责新剧家“除家庭外无剧本，除奸杀淫盗外无事实，除爱情滑稽外无言论”。那时候，虽然也出现过一些严肃的家庭戏，如陆镜若编的《爱晚亭》、马绛士译编的《不如归》等少数剧本，接触到爱情对暴力和金钱的反抗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但这类戏也都被泛滥成灾的庸俗家庭戏所淹没，更何况外来的带着全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易卜生戏剧。春柳社第一次上演《玩偶之家》，不仅由于思想解放的大胆吓退了不少遗老遗少和“时髦”的仕女，还由于它的新的艺术形式难以适应看惯了追求噱头的流俗戏剧的一般观众的艺术口味。从演出者来说，当时的戏剧工作者还没有真正把握《玩偶之家》的精髓，也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娜拉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意义，只是凭借着“想演正式的悲剧，正式的喜剧”的热情来介绍“戏剧家”的易卜生，自然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震动。
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揭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启蒙思想家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论纲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当时一般的启蒙思想家把精力集中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民这一点上，把“人”的解放作为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核心。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大力鼓吹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对社会的独立自主性，用以对抗几千年来古老的封建思想意识，猛烈轰击旧礼教、旧传统、旧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