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必须为我的第一个即将诞生的孩子作好准备，产期在11 月3 日。如医生所说，由于孕期劳累，孩子的位置移动了。我没有把这事通知马勒，以免他过于激动。但他从医生、护士和母亲的脸上看出来了。他像一个疯人穿越大街。他朝询问我的情况的朋友基多·阿德勒喊道：“蠢驴，我禁止你问我！” 我听到他在邻室来回跑个不停，在另一个房间里他暴怒地等着这次可怕的分娩的结束。当一切已过去时，他喊叫起来：“人怎能把如此痛苦的一种罪过承担下来，怎能一再地生育孩子！ ”当他来到我床边时，他大哭了起来。事后人们把真相告诉了他，他知道了孩子是臀位产，纵声大笑并喊叫：“这是我的孩子，她立刻就向世界展示出了它应得的身体部位！ ”他从一开始就十分宠爱这个孩子。孩子受洗时以马勒的母亲玛丽亚命名。孩子平安地生了下来，我尽管很慢但最终也得到了恢复，但是这个孩子并没有成为他的和我们的幸福而活下去。孩子向我们展示出了她的花容月貌，就是为了不久离开我们。几个月之后她病得非常厉害，长期昏迷不醒，濒于死亡，忽冷忽热。马勒抱着她走来走去，坚信这是惟一能保住她生命的办法。
马勒在10 月排练莫扎特的一部优美的小型歌剧，它没有经常上演并最终从保留节目单上消失了。《扎依德》这部歌剧的撤下给马勒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剧本是由一个评论家改编的，此人对版权十分看重。当这部歌剧又消失了时，马勒建议继续上演，可票房的结果是那么差，这又是不可能的了。从这时起，这个人就成了马勒的死敌，一有机会就在报纸上对他进行攻击。
对马勒的攻击是那样的不公正。开始时所有的人都求助于他，所有人都要他给出主意。可当他们注意到马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时，他们都却步了，先是消极的，随后变得越来越具进攻性的了，到最后几年他已经被一群敌人包围。我们每天早晨都怀着恐惧翻看报纸。大字标题：“在歌剧院又现一桩桃色事件！”“某一个”小姐在诉苦抱怨，“某一个”记者有内幕消息。马勒要进行一次短途旅行，以便在某个地方指挥他的交响曲演出。于是就传出了马勒没有履行他在歌剧院的义务。这是无法忍受的。
1902 年12 月， 马勒排练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我们很喜欢这部作品。他多次带我参观排练，总是给我弹奏一些乐段。这些旋律好几个星期包围着我们。我们的生活完全是孤寂的。与我们交往的有我的双亲、罗泽、楚克坎德尔夫妇、艺术史家斯特齐戈夫斯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宫廷参议员波拉克（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偶像般地热爱马勒）。
其间施特劳斯和他的妻子来到维也纳并举行音乐会。他那时还是一个有争论的、粗暴的作曲家，他的妻子是一个无所顾忌的、虚荣心很重的女人。她让我到她那儿。我乐于前去。我到了她那里，发现她躺在床上。晚上音乐会就要举行了，她要登台演唱，但是她没有起床。这时门被打开了，施特劳斯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盒。“这是你的戒指，现在起来吧，保克丝尔[1] ， 好吗？”保克丝尔立刻从床上起来，晚上音乐会顺利地进行了。这是一个对施特劳斯很“昂贵”的音乐会，因为那是一枚很大的钻石戒指。她请我在这一场结束时把她的书挑一本带给她阅读：“但是要轻松的，内容刺激的！”他当时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指挥。我们坐在第一排，在指挥中间他大声地与马勒交谈，说那些白痴似的观众只配看“垃圾”等等。他对他自己的放肆大为得意并对我们深怀同情。
[1] 施特劳斯对保琳娜的爱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