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小学一直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总喜欢埋怨“文革”耽误了青春和学业，肖仁福却对自己的中小学充满柔情和怀想，念念不忘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却把不少一流老师发配到城步三中这样的乡下学校，我们这些野孩子才得以受到较好的教育。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吧？那时我们经常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想好就好在这里。比如教我们课的杨兆民、杨开桂、李永葆等老师，都是‘文革’前湖南师范学院的老牌大学毕业生。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得到这些高水平的恩师的教育，确实是吾等乡下孩子的莫大幸运。”① 肖仁福觉得世上最生动的称呼就是老师一词，通过手中的笔，把对于“老师”这个名词的特殊情缘，和对中小学老师的感恩描写得真真切切，动人心弦。
在肖仁福的记忆里，自己能在艰苦动荡的岁月中保持一份对于知识不尽的渴望，是中小学老师厚赐的最大财富。初中阶段，肖仁福如饥似渴地搜读完家里有文字的东西，再没别的可读，便寻思着去学校图书室找书。图书室是给老师设的，学生借不到书，肖仁福只好壮着胆子恳求姓杨的校长，希望能破个例，享受享受老师的待遇。杨校长看重这个爱读书的学生，允许他借书，只是有一个条件，看完书后得把书中的故事或内容讲给他听。这条件不苛刻，肖仁福每看完一本书，就跑到杨校长面前，将书中故事和精彩片断绘声绘色地讲上一遍。在杨校长和老师们的赞许声中，肖仁福对知识的渴求更加迫切，成长速度比同龄孩子快得多。学生时期能遇到如此良师，不能不说是肖仁福的幸运。
（四）
在这种相对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下，一向老实的肖仁福居然也三番五次地经历辍学风波。辍学原因不是厌学，不是挨老师训，更不是家里不再支持他继续读书，而是荒唐的“抓革命促生产”运动的余孽。运动都是玩虚的，革命确实抓了上去，生产却越促越糟糕，家家户户饿得肚皮贴背，叫苦连天。夏有瓜菜，冬有红薯，最难过的当属青黄不接之时，可谓凄凄惨惨戚戚。肖仁福是个吃得了苦的人，干农活没觉得怎么苦，可肚子饥饿难耐，任谁都会双脚打战，眼冒金星。临近高中毕业那一年，肖仁福实在熬不下去了，狠狠心，放下书本，弃学返乡，扬言要回去当生产队长，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没跟学校和老师打招呼，他拍拍屁股，挥挥衣袖，转身就走人。
几天没见肖仁福的影子，可把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杨兆民和语文老师杨开桂两位急坏了，他们匆匆上路，步行十多里，到肖仁福家里去做家访。直到天黑才走到村口。背着农具刚下工的肖仁福正往家赶，远远瞧见两个模糊的身影，觉得有些眼熟，走近才知是自己的老师。一时间又惭愧又感动，忙赶上前，把老师迎进家中。吃过晚饭，主客坐在屋前石阶上聊天，两位老师苦口婆心，力劝肖仁福返校读书。那是个令人感动的夜晚，老师们都说了些什么，肖仁福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天上无月，繁星闪烁，蛙鼓声声，老师用近乎恳求的口气，动员他先回校完成学业，务农的事以后有的是时间。肖仁福没法拒绝老师的劝告，最终，放弃了做生产队长的天真想法，第二天跟着两位老师，一起回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