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道(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小学一直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总喜欢埋怨“文革”耽误了青春和学业,肖仁福却对自己的中小学充满柔情和怀想,念念不忘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却把不少一流老师发配到城步三中这样的乡下学校,我们这些野孩子才得以受到较好的教育。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吧?那时我们经常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想好就好在这里。比如教我们课的杨兆民、杨开桂、李永葆等老师,都是‘文革’前湖南师范学院的老牌大学毕业生。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得到这些高水平的恩师的教育,确实是吾等乡下孩子的莫大幸运。”① 肖仁福觉得世上最生动的称呼就是老师一词,通过手中的笔,把对于“老师”这个名词的特殊情缘,和对中小学老师的感恩描写得真真切切,动人心弦。

在肖仁福的记忆里,自己能在艰苦动荡的岁月中保持一份对于知识不尽的渴望,是中小学老师厚赐的最大财富。初中阶段,肖仁福如饥似渴地搜读完家里有文字的东西,再没别的可读,便寻思着去学校图书室找书。图书室是给老师设的,学生借不到书,肖仁福只好壮着胆子恳求姓杨的校长,希望能破个例,享受享受老师的待遇。杨校长看重这个爱读书的学生,允许他借书,只是有一个条件,看完书后得把书中的故事或内容讲给他听。这条件不苛刻,肖仁福每看完一本书,就跑到杨校长面前,将书中故事和精彩片断绘声绘色地讲上一遍。在杨校长和老师们的赞许声中,肖仁福对知识的渴求更加迫切,成长速度比同龄孩子快得多。学生时期能遇到如此良师,不能不说是肖仁福的幸运。

(四)

在这种相对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下,一向老实的肖仁福居然也三番五次地经历辍学风波。辍学原因不是厌学,不是挨老师训,更不是家里不再支持他继续读书,而是荒唐的“抓革命促生产”运动的余孽。运动都是玩虚的,革命确实抓了上去,生产却越促越糟糕,家家户户饿得肚皮贴背,叫苦连天。夏有瓜菜,冬有红薯,最难过的当属青黄不接之时,可谓凄凄惨惨戚戚。肖仁福是个吃得了苦的人,干农活没觉得怎么苦,可肚子饥饿难耐,任谁都会双脚打战,眼冒金星。临近高中毕业那一年,肖仁福实在熬不下去了,狠狠心,放下书本,弃学返乡,扬言要回去当生产队长,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没跟学校和老师打招呼,他拍拍屁股,挥挥衣袖,转身就走人。

几天没见肖仁福的影子,可把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杨兆民和语文老师杨开桂两位急坏了,他们匆匆上路,步行十多里,到肖仁福家里去做家访。直到天黑才走到村口。背着农具刚下工的肖仁福正往家赶,远远瞧见两个模糊的身影,觉得有些眼熟,走近才知是自己的老师。一时间又惭愧又感动,忙赶上前,把老师迎进家中。吃过晚饭,主客坐在屋前石阶上聊天,两位老师苦口婆心,力劝肖仁福返校读书。那是个令人感动的夜晚,老师们都说了些什么,肖仁福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天上无月,繁星闪烁,蛙鼓声声,老师用近乎恳求的口气,动员他先回校完成学业,务农的事以后有的是时间。肖仁福没法拒绝老师的劝告,最终,放弃了做生产队长的天真想法,第二天跟着两位老师,一起回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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