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把我的心地澄清
1947年前后，陈之藩在天津读北洋大学电机系三四年级，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校长。他们本不相识，只因陈之藩从广播里听到胡适一次演讲（题为《眼前文化的动向》），写信给胡适倾诉内心迷惘，提出质疑，胡适回信作答，鸿雁往返，遂成一段文人佳话。
陈之藩的迷惘，来自国家乱象。其见“世变日亟，时局日紊”，整个世界都需要新的秩序。但“人家在苦闷中不自乱步伐，慢慢找办法。而中国在苦闷中，将不察病象，而乱找成药方了。我们独独吃了世界苦闷的果实。所以建设的能力不强，破坏的能力则特大；创造的能力不够，渲染的能力则特强。??破坏有余，建设不够，临终成了世纪苦闷典礼的牺牲”。
这是一个大三学生的心事。他为此苦闷，内心紊乱，不知出路何处。于是，他要“将周围的景色在心幕中的影子写出来，告诉我们的导师，也许能找到一些可寻的研究途径”。他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长达万言。他表示，希望借此“把我的心地澄清”。
胡适善意充沛，能和各阶层人交往。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说，在北平时，每星期天上午，胡适住宅向社会开放，谁都可以进门同他聊天。温源宁写《胡适博士》说：“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是商人或强盗，他都耐心倾听。穷困的人们，他援助。求职的人们，他给写介绍信。有人在学术上求教，他尽全力给予启发。”如此善解人意的胡适，对写来万言长信、要澄清心地的学生，自然倍加爱护，很快就回了信。陈之藩说：“彼此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他几乎每信都复我，有时很短，有时也相当长。”
说起来，陈之藩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既是请教，同时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抱着很高的期待去听《眼前文化的动向》，结果很失望。对胡适讲到的“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个小回波”，陈之藩尤其不认同。他当晚就写信说：“这类比喻，不该出于胡先生之口。这类潮流啦，回波啦，只是一些政治口号，而且你说你是正流，他说他是正流，??专爱骂人反动，只表示他们的粗暴与蛮横。”
胡适给陈之藩回了信，并很快到电台再次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公开答复陈信中的质疑。
多年后，陈之藩说，那是胡适“在电台上播出的最有名的一个演讲，??那种斩钉截铁的声音，至今仍作金石响”。“这是胡先生让我给挤兑出来的一篇文章，我觉得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不得了的一篇文献。”
也是在多年后，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又一次谈起“正流逆流”的话题，回忆说：“那正是1947年的8月，我竟不知道那正是苏联独霸世界的一年，正是西方国家毫无武装力量可以抵抗苏联集团的时期??那一年正是东欧的许多国家一个个被苏联攫取去的一年（捷克尚苟延了一年）。??那一年美国的军力只有‘一个师和三分之一个师’可以作战（据Marshall四年后的报告）。??那一年（1947）??我的文字的墨迹未干，东欧与东亚就都沦陷了！怪不得你‘一直不信服正流逆流的比喻！’。”
从1947年陈之藩写信开始，到1962年胡适猝然病逝，十几年间沧桑巨变，他们的交往始终未断。或写信，或晤谈，教学相长，交谊日深。陈之藩时常旅行，行囊简单，衣一套，鞋一双，“两个很重的箱子”却从不离身。箱子里装的全是他至为珍爱的朋友书信。旅途漫漫，这些信笺曾给予他怎样的温暖和享受？
听到胡适去世的消息，陈之藩说：“我哭了。课也不再上，回到我的住处，打开我的箱子，找出胡先生的一堆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看胡先生的信。不觉得他是过世的人，好像他的谈笑就在目前。”陈之藩连续写出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收入其散文集《在春风里》。他还找出当年写给胡适的信，编辑出版为《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该书“后记”的结语，证明作者的心地确实已臻澄明——“与胡先生的故事有很多，零零散散地写在我的散文集里。算是朋友吗？又不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实际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