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惑(1)

虽然大清国的官员们并不完全了解日本的内情,但至少沈葆祯在9月10日(七月三十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看出:“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可想。然必故为狡宕,以示整暇,不肯遽就范围。是欲速了结之意,当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可不求速了。”故而沈葆桢在上奏中建议:“倭备虽增,倭情惭怯,彼非不知难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但我厚集兵力,使其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

李鸿章对此深以为然,9月29日(八月十九日),法国公使经烟台过天津,李鸿章与之交谈时特别强调:“此事确是日本大错,始欲强占蕃地,占地不得,则欲贴兵费。中国待他始终不错,你想:若令占地或贴费,中国颜面如何下得去?将来若请各国公评,难保无暗中偏护日本者,无论如何说法,占蕃地、贴兵费二者断不可行。总署与外间亦断不能允。”李鸿章更暗示对方,如果其他国家打着调停的旗号替日本谋求赔偿,必然被中国回绝,到时“莫怪中国轻慢各国朋友,务请贵使牢记勿忘”。

可惜北京城里的当政诸公却并不如此看问题。

据说,在他们看来,十月初十就是西太后的四十寿诞,日本入侵台湾一事还扯个尾巴,久拖不决,岂非大煞“盛世”风景?

又据说,他们更真实的担心是当时大清国内战不断,与英俄的关系又紧张,害怕再与日本开战。

又据说,此时西太后、东太后、恭亲王和小皇帝之间关系复杂,权力斗争激烈,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方略。

又据说,此时大清国内战未息,财政吃紧,不敢贸然再与日本开战。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永远无法说清,但从结果上看,大清国确实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条惊人的软化处理道路。

大久保也很精明地及时绕过了天津的李鸿章,直接进京交涉。日本国内也极其团结,陆海军拧成一股绳,做出不惜一战的准备,在野的西乡隆盛也全力支持现政权,虽说有人劝他抓住大久保不在的良机夺权,但西乡断然拒绝。

9月14日(八月初四)到10月23日(九月十四日),日方代表与总理衙门谈判七次。其间,桦山仍力主一战,但大久保深知,战是不可能了,关键是如何体面收场。

大久保的体面底线就是迫使大清国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这个底线暗藏两个玄机,首先,承认了这一点就开脱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其次,前文中已经说明,整个事件中死的都是琉球国民,而日本对“保民义举”中“民”的解释恰恰是日本国民,这就是日后条约中所谓的“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中国承认日本此行为“保民义举”,也就等于间接地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主权所属。这就为日后吞并琉球预设了外交伏笔。

而大久保的手段高明也正在于此,他不会坐以待毙,就“保民义举”论“保民义举”,如此辩论来去,早晚露馅。大久保的做法是以攻为守,并在以攻为守中混淆主题,甚至额外得利。

大久保的外交攻势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要求中方赔偿军费;其二,否认中方对番民地域的主权拥有,连带的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台日军久驻与撤离问题。

这两点都是中方绝对不会认同的。关于赔偿军费一节,大清国既不愿意给一个小小的日本赔偿军费,更不能接受大久保开出的300万的数目。而对番民主权的辩论也非常激烈。在台湾的日本侵略军组织当地居民进行土地贸易,故意问土地是他们个人的还是台湾府的。要知道,大清国可是不搞土地公有制的,居民自然说地是自己的,于是日本人便记录下来,当作该地是非主权范围的“证明”。却不知这么一证明,英国、美国遍地都是非国有空地等着去圈地呢!同时,中方则调出户部数十卷纳税记录,证明台湾番民一直对朝廷纳税,而且声明当初所谓的“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只是说生番是化外之民,并未说该地是无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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