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一行在5月7日抵达北京，6月27日便派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交涉所谓的“台湾事件”。
接待柳原的是任职于总理衙门的毛昶熙与董恂两位大臣。
这一年的清王朝可真是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同治九年末，陕甘回乱与西南苗乱尚未平息，新疆阿古柏叛军又起，连陷达坂、吐鲁番、乌鲁木齐。次年，俄罗斯借口新疆已成无政府状态，遂出兵占据中俄边境伊犁九城，虎视眈眈。到同治十年，直隶又遭遇70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直隶总督李鸿章负命筹款赈济，指挥抢险，并从事于灾后的水利工程兴建及灾区重建工作，忙得真是焦头烂额。而鉴于中俄关系的吃紧，李鸿章又要负命筹备直隶海防，拱卫京师，同时还要分兵守备外蒙古。而渤海湾内，则是为了觐见礼节问题而不断示威的列强军舰。现在，又冒出个日本，要给大清国属国的琉球人讨说法，在毛、董两位大臣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讨厌！
在中国官员看来，中国一个省的居民与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发生了矛盾，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日本人来插手。但日本却死缠烂打，就是不松口。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替琉球出头，并诡称被害者中有日本人。柳原前光甚至对清总理衙门说：“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蕃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蕃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
毛昶熙等人实在禁不住日本人的缠绕，于是说出如是一番话来：“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这就是日后史书中常常提及的著名的“总理衙门大臣失言事件”。
但是，所谓“失言”，更多的只是日本的片面解释。
首先，在当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谈话，双方并未作现场谈话记录。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单凭日本单方面日后的说辞，显然有疑问。
其次，日本外交官将“化外”等同于“主权之外”，认为既然台湾生番在中国主权之外，则日本将代琉球申冤。显然，这又是一个故意的混淆概念。而且在对话中出现了“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日本会承认北海道或北海道的部分地区在主权之外吗？他敢质疑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吗？
最后，多少有些讽刺的，早在“罗妹号事件”发生时，台湾地方官府就曾经以“台地生蕃……不隶版图，为王化所不及”来敷衍美国人。反倒是把版图误解为疆域、王化误解为主权的李让礼指出：“两百年来，中国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蕃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蕃地区的物产。而生蕃地区出产的樟脑，已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严行惩治。所谓生蕃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在没有根据。”
